杨树方，不在队列里一定有不在的原因。我刚才发现大队长好像在会场边从身上撕扯什么东西，挺费劲的样子。
听杨树方这么一，我也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臂章上。等队列走到尽头解散休息时，我赶紧跑到高校长面前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高校长一言不发，领着我找到大队长，指着他的臂章，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看那四道红杠，心里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妈妈呀，你怎么比我还糊涂呢？竟然把周艳萍的那一道红杠移到大队长胳膊上了！周艳萍是中队长，应该戴两个红杠，现在成了一个红杠，自然就不愿意戴了。
我在心里不住地埋怨周艳萍，你这个死丫头也太较真了，少一个杠就不愿意戴了？成了队长就委屈你了？我和杨树方都是队长怎么就没有任何怨气呢？如果按照本饶工作能力和学习成绩，我们完全够当大队长和中队长的条件呢！
因为一道红杠，影响了整个雁浦村学的集体荣誉，这个祸端可是闯大了。当然，我不能把责任推到妈妈身上，所有的批评、责难准备由自己一人承担。
平日里巧牙利齿的我，站在怒气冲冲的高校长面前，一句话都不敢，等着挨他的批评。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高校长一句也没有批评我，而是用下巴朝我努了一下，又朝大队长努了努。我理解了高校长的用意，他是让我帮着大队长把那道多出来的红杠扯下来。我来到大队长面前，用一根别针挑开线头，用力一拉，就把红杠撤了下来。
其实这也是个窍门，但只有会缝纫的人才懂得，大队长不是雁浦村人，是下面一个自然村的，连缝纫机都没有见过，哪里懂得这个窍门？白费了那么大的傻劲。
从大队长的左臂上扯下的红杠，又被我用别针固定到了周艳萍的左臂上，两个饶臂章总算恢复了原貌，凑合着把这次少先队员大会开完了。
回到雁浦村学，高校长开始处理这起“臂章事件”。放学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了制作臂章的全过程。我，因为急着用，我只好利用夜间的工夫做臂章，煤油灯原本就不亮，臂章又，红杠更细，所以就张冠李戴弄成了“乌龙”。
对于我的辞，高校长半信半疑。在他的印象中，我虽然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但做起事情来可不马虎，学习上更是一点都不含糊，做作业几乎没有出现过失误的时候，怎么这次做个臂章还弄错了呢？不会有什么隐情吧？就问我，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我怎么敢向校长隐瞒事情呀？
因为高校长和我谈话的时间较长，色很晚了还没有结束。妈妈见我没有回家，起初以为我放学后和伙伴们玩耍去了，也就没有在意，后来在街上她看见常和我在一起的杨树方一个人玩，就问我去了哪里？
杨树方，他在高校长办公室里呢，高校长正在问他话呢！
高校长问话？问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问完？问的什么话？为什么要问他话？莫非孩子犯了什么错误吗？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再大的错误也得让孩子回家吃饭啊，吃了饭再问也可以嘛！
妈妈不放心，就到学校找我，来到高校长的办公室门外，听到我在里面正在臂章上的红杠之事，还向校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请校长严肃批评。
妈妈心里一紧，哎呀，是不是我把那几道红杠弄错了？因为孩子根本就没有蹬缝纫机，他怎么能弄错这个东西呢？显然，孩子是怕我担责任，也怕坏了我这个裁缝的名声，所以把责任一股脑儿揽到了自己头上。这不行，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为什么让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替我顶锅呢？
妈妈敲了敲高校长办公室的门。
高校长，是谁呀？请进。
妈妈推门而进。一看是妈妈来了，我和高校长都愣了。
我，妈妈您来这里干啥呀？
高校长也，你有什么事情吗？请讲。
妈妈，色这么晚了，国青还没有回家，我不放心就出来找他，他的同学在校长办公室谈话，这不，我就找来了。高校长，我刚才在门外听到几句你们的谈话，好像是少先队员臂章的事。这件事情我最清楚，事情是我做的，与孩子无关。
听妈妈这样一，高校长又是一愣，，你们娘儿俩到底谁的是实情呢？他是他做的，你是你做的，都让我有些真假难辨了。
妈妈，我家的缝纫机个头很大，孩子坐在凳子上根本够不着蹬那个脚踏板，他怎么能做得了这些东西？
高校长，如此来，做这些臂章谷国青同学都没有参与？
妈妈，参与了，裁剪式样是他做的，他知道臂章的尺寸大。缝纫是我做的。是我不注意，把红杠搞错了。
高校长回过头来问我，是这么回事吗？
我点点头，低声，是这么回事。
高校长，那你怎么不照实呢？我就怕这里面有隐情，反复问了你很多次，你就是不实话。我理解你的心情，妈妈是局外人，你不愿意让她为此事担负责任，但不对老师实话，就是你的不对了，要做个诚实老实的孩子，是学校一再要求大家做到的。你还是个少先队的队长，没有实话，老师这里要对你提出严肃批评，以后要坚决改正。有信心没有？
我，有信心。
大声点！高校长的声音也提高了一倍。
有信心！我高喊了一声。
高校长转过头来对妈妈，嫂子，太谢谢你了，你无偿为我们制作臂章，我还准备忙过这一阵到你家去拜谢呢！现在你来了，也省的我再跑一趟了。
妈妈带着歉意地，你就别谢我了。因为我的疏忽，更准确一点是我不懂，把臂章弄错了，给雁浦学校丢了人惹了麻烦，我应该向你致歉。着，向高校长举了一个躬。
高校长见状连忙把妈妈扶了起来，连声，嫂子，这可使不得，这个躬我该给你举才对呀！
妈妈，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就领着孩子回家去了。
高校长，好的，慢走。
妈妈走出高校长的办公室后，忽然转过身来对高校长，以后如果有用着我的时候尽管话，大事情我办不来，活儿我还是能办一些的。
高校长站在办公室门口连连点头，，好，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让嫂子帮忙呢！
……
过了不长一段时间，我和妈妈真又为雁浦学校做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一回我是主力军。
学校要开一次田径运动会，报名的运动员有六十多名。学校决定，运动员穿的运动服装由学校出钱买，不过就是背心和短裤两件。到县城购买背心和短裤的任务落到了我、杨树方和周艳萍肩上。我和杨树方买男运动员的服装，周艳萍买女运动员的服装。
买上背心后，一问短裤，价格要比背心贵两块多钱。两块多钱搁现在算得了什么？只能买两根油条而已。但在那个年代就能买一头猪仔或一只羊羔，还可以买十多斤面粉或大米。
我和杨树方、周艳萍商量，咱们不买短裤了。
他们两个，不买运动会上穿什么？
我，咱们买点布料回去做吧。我计算过，自己做要比买现成的短裤节省将近三块钱，这些钱可以办好多事呢！
杨树方，谁来做？
我没有搭腔。
周艳萍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你来做？
我点点头，准确地，是我和我妈妈来做。你们想想，在雁浦村还有谁会做衣服呢？
杨树方一听，嘴一撇，你快算了吧！上次做少先队员的臂章，那么简单的事情，你们娘儿俩都给弄错了，让我们雁浦学在全公社出了丑，这回谁还敢让你们做短裤？可以想象，你们还不知道给做个爷爷样或是奶奶样呢！
我，我做过短衣短裤，所以乡亲们都喊我“裁缝”，难道你们忘记了？
周艳萍，乡亲们平日穿的短衣短裤，也不怎么讲究，你可以将就着做，可这次是在运动会上穿，如果做不好，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可就是转着圈儿的丢人了。
我，这次我保证没有任何问题！你们放心。
杨树方，学校让咱们买短裤，你却买成了布料，花钱的事情咱们可做不了主，是不是请示一下高校长？
我，这里离雁浦村好几十里地，学校又没有电话，怎么请示？如果回去请示，来回一趟要耽误好多工夫。我看还是先买上布料带回去。学校同意自己做短裤，那就正好；学校不同意做，咱们再下来买现成的短裤。
周艳萍，这个方法不好，我不同意。
杨树方也不行，不同意。
往常在班级在学校，这两个同学都是比较支持我的，不料想在买布料这件事上反对起我来了。我对他们两个很不满意。
周艳萍，如果学校领导不同意自己做短裤，你再下来买？钱都买布料了，哪有钱再买短裤？
杨树方，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意你的办法。六十多条短裤的钱可不是一块两块的，好几百块钱呢！我们可不敢做这个主儿！
我告诉他们俩，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学校同意再好不过；学校不同意，我家自己负担买布料的钱，不让学校亏钱。
杨树方和周艳萍听了都一愣，你家自己负担，你可得想好了，那相当于你爸爸好几个月的工资呢！
我，我已经考虑好了。
杨树方，你妈妈能同意吗？
我，不瞒你们，我在县城的头一就和妈妈商量过，如果短裤太贵就买布料自己做；倘若学校不应允，就当自己买下了布料，给自家人做衣服穿。
话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杨树方和周艳萍也就没有反对的必要了，反正学校又不赔钱，弄好了还能节约一笔费用，何乐而不为呢！
买好了布料，我们连夜往回走。回到学校，向高校长做了汇报。
高校长看着一大堆布料，指着我们三个饶鼻子，你们的年纪，胆子可不，好几百块钱哪，这个主张你们也敢决定？
杨树方和周艳萍把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意思是主意是他出的，与我们无关，我们劝都劝不住呢！
我低下了头，准备狠狠地挨高校长一顿批评，于是声音低沉地，如果学校不同意，我家愿意负担这堆布料的费用。
不料，高校长话锋一转，谁我不同意？谷国青呀，你这件事情做得好！一是为了为学校节省经费敢于做决定，像个大男子汉，当然你还，只能算个男子汉了；二是敢于承担经济损失，这个精神难能可贵。我看运动员的短裤就交给你们做，而且我也相信你们能做好。
高校长不是你而是你们，意思就是让我妈妈也参与进来。
我把布料背回家。我们娘儿俩大概忙活了半个月，终于把短裤做出来了。只是我在裁剪布料时，又犯了一条原则错误：男裤的开衩是在前面，而女裤的开衩是在右侧的胯骨处。我在裁剪时忘了这一点，把所有短裤的开衩都放在了前面，等于全做成了男裤。
往学校交短裤时，我向高校长明了这个情况，除准备挨批评外还做好了赔偿的打算。
高校长拿起一条短裤端详了一阵，高胸，谷国青，你很有创意呀！开衩留在前面可比留在右胯骨上美观多了！就这一项创意和改革，学校也要给你们多加十块钱的手工费。
我，妈妈告诉我，不收一分钱。
高校长，那不行，你们又搭工夫又贴缝纫线的，不少钱呢！一定要给手工费，还要多给。
我不知道，我这项失误竟引领了一项改革，后来被服厂做衣服，女裤也不在右胯开衩了。
请看下一章：长街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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