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J座水电工程还没办完进场手续，施工单位就已经开始动工了。在现场，甲方庄工当着刘的面直接问我：“要不要让施工单位提供施工方案？”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问住了。
我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刘，心想领导不就在这儿吗？便脱口而出：“领导不就在这儿吗？问他去。”可刘却像没听见一样，低着头一声不吭，把问题又抛回给了我。
按正规流程来，施工方进场前，确实必须提交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经过监理审查合格后才能正式开工。但现在对方手续不全却已经进场了，这个节骨眼上到底还要不要追讨方案，我心里实在没底，一时也拿不准。
我琢磨不透刘当时沉默的用意。也许他和我一样，对这个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方式感到犹豫，所以不愿轻易表态；又或者，因为水电工程的具体监理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他可能就不想插手，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问题，责任也能清晰地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今我突然又想起这件事，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私下问了问经验丰富的黄工和聂工。他俩意见一致，都认为无论手续如何，施工方案都必须要。
黄工还提醒我，这种事最好请示一下黄经理。我赶紧给黄经理打羚话汇报情况。没想到，他一听我甲方当场询问时刘居然一言不发，顿时火冒三丈，在电话那头就发了脾气，估计回头又把刘狠狠训了一顿。
后来我才弄明白，刘当时误以为庄工问的是土建工程的事，所以才没有接话。这反而让我更困惑了：土建明明是他分管负责的，他怎么会不清楚需不需要方案呢？就算理解有误，至于在现场完全保持沉默，把问题全推给我吗？
事后，刘给了我一个指示：让我发通知，要求施工方先补一份施工方案上来，如果他们不配合，就责令停工。我接着又去请教聂工，这种通知该用什么格式下发，毕竟我头一回处理这类情况。聂工建议我：“先口头通知他们，如果口头通知无效，再发正式的书面通知。”
我觉得这个办法稳妥，就立刻打电话给施工队的梁老板，要求他先拟一份施工方案提交给监理审核。梁老板是个急脾气，一听又要补材料，显得很不耐烦。我心里暗想，不管你现在高不高兴，如果下周一之前还交不出方案，我肯定按规定下发正式通知，到时候就不是商量了。
整件事下来，我又一次尝到了做监理的委屈滋味：施工队进场，甲方有时候并不通过我们监理这一关，等事后出了问题，却要我们来补手续、擦屁股，最后反而把施工单位给得罪了，里外不是人。
为了赶制K座急需的水电修改图纸，那中午我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在阿健的工地食堂凑合了一顿。吃饭时，蚊子围着我不停地叮咬，两只胳膊上被咬满了红包，又痒又肿。我也顾不上这些，匆匆扒完饭，就赶紧回到办公室继续修改图纸。
图纸终于改完，交给庄工签字确认后，我顺口跟他提起了J座施工方案这档子事。他听得很认真，而我则带着点抱怨的语气，漫不经心地：“实话，要不是看在黄经理的面子上，我真是一都不想在这儿待了。跟刘搭档，什么事都得自己琢磨、自己扛，他整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现在，我总算深切体会到当初聂工私下提醒我的那些话。他得一点没错，我确实得多留个心眼，提防着刘一些，千万不能稀里糊涂地惹火上身，更不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的替罪羊。这个人，心思确实有点深，让人难以捉摸。
如今的我，虽然身边人来人往，但不知为何，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单。这些人里，竟没有一个能让我敞开心扉、知心话的。
刘心思太过缜密，话做事总像隔着一层纱，沟通起来颇为费力；聂工的性格又有点怪怪的，让人捉摸不透；黄工年纪尚轻，虽然有些话题能聊上几句，但他毕竟是黄经理和刘的同乡，关系亲近，我哪里敢什么话都毫无保留地对他呢？
此刻，我格外想念在广州总公司工作的季。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彻底卸下防备，身心完全放松，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想什么就什么，不必有任何隐藏。真希望有那么一，我们能抛开手头所有的工作和琐事，安安静静地面对面坐下，不受任何打扰，好好地、畅快淋漓地聊上一场。
本来我曾打算抽空去广州看看他，他却体贴地抢先道，还是等他有空时来看我吧，免得我奔波。我心里其实很明白，他在广州那边的工地项目，事务比我这里更加繁杂，日程也更为紧张忙碌。
终究还是没忍住，给季拨去了一个电话。我对着听筒心情沉重地：“我现在特别想你。”他显然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带着些许疑惑和关切问道：“什么意思？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接着向他倾诉道：“其实我身边围着的人并不算少，同事、熟人都有，可每一句话，我都得在心里反复掂量、琢磨半，要考虑到场合、对象和可能的影响，生怕错或让人误解，这种感觉很累。”
他听后轻轻地笑了，语气里透着深深的理解：“哦，和我话就不用琢磨了？其实你这种感受，我早就有所体会。别看在人前大家总是有有笑、热热闹闹的，但真正能交心、能让你放松话的人，其实没几个。”
我：“是啊，所以我现在真想立刻找到你，坐下来，把心里这些日子的郁闷和积攒的怨气统统发泄出来，痛痛快快地一，那样的话，心情或许能好受一些，松快一些。”
“哦，是这样啊？”他沉吟了一下，似乎在快速思考安排，随即爽快地道，“那别等了，就这个星期吧，你就过来广州，咱俩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
下午，我看到聂工满头大汗、风尘仆仆地走进办公室，心里不禁想：看来还是中午不回宿舍午休比较好，能在办公室多处理些事情，提高效率。可转念又一想，如果中午不休息，下午工作时精神不济、频频打瞌睡，反而影响工作质量，这样看来，还是回宿舍稍微休息一下更为妥当。总之，思来想去，中午不休息终究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到了晚上，我这间的宿舍竟然又热闹起来，前前后后来过八人次了！大家都是过来喝茶、闲聊、打发时间的。不过，常客黄工和聂工都不在，他们为了处理工作上的急事，在广州和田支镇之间奔波，是今晚会尽量赶回来。
阿权还带来了两位陌生的女青年，热情地介绍她们是公山镇工业区的业务员。我其实不太懂工业区具体是搞什么业务的，只见她俩一进门，目光便不约而同地落在我身上，带着好奇和打量，目不转睛地看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暗自嘀咕：她们到底在琢磨什么呢？是奇怪阿权怎么会和我这个年纪偏大的女人交朋友，还是惊讶于一个女人竟然独自在工地上工作？这种被审视的感觉让我有些不自在。
我陪着他们又喝了好多杯茶，南海北地闲聊，话题漫无边际，直到快晚上十一点，他们才尽兴，起身告辞离开。
来也怪，今不知怎么了，明明喝了那么多茶，照理该提神，却依然感到浓浓的困倦。而且几乎每都是如此，总有人来我宿舍做客，聊喝茶，弄得我连想静下心来看书学习、充实自己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心里有些无奈。
转眼又到了周五。这几，我一看到刘就觉得心烦。他话总是拐弯抹角，不直截帘，犹如山路九曲十八弯，让我听得云里雾里，费尽心思也抓不住他真正想表达的重点，沟通起来格外费力。
晚上，在我宿舍里，聂工过来坐了一会儿。他买来两瓶冰红茶，递给了我一瓶，我们俩就一边喝一边闲聊起来。和他聊总让我觉得有点累，因为在我眼里像针尖那么大的事，他总会看得比磨盘还要大。
听他描述，监理部简直就像炼狱一样煎熬，这让我不禁疑惑：是我自己反应迟钝、后知后觉，还是他的思维太过超前、过于敏感？虽然我也觉得有些地方不太舒服，但真没感到像他的那样不堪。
他提醒我别自己的事，这倒让我有点纳闷——我究竟了什么不该的呢？我对他：“如果这也戒备、那也防备，什么都不愿意透露，别人自然会觉得生疏，慢慢就远离了。适当地聊点自己的事，我觉得也没什么吧？”
这时他提起了我上次醉酒的事，我才恍然大悟：“哦，你的是这个啊？我就是觉得喝醉后样子狼狈，被人笑话有点丢人，其他方面我倒真没放在心上，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聂工看我还不太明白，就进一步解释：“你那次醉酒的事，连黄经理和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了。他们都你不值得，又不是在谈生意场合，何必喝成那样。”
“嗨，这有什么？谈生意？我压根也没那个机会。被人笑话我确实在意，但别人背后爱怎么就怎么吧，反正我听不见，也懒得理会。”我着，语气里带着点不以为然。
我又半开玩笑地对他：“你子怎么就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啊？我要是像你这样凡事都琢磨来琢磨去，那还不得累死？再了，他们的也有道理啊！我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喝酒了！”着我笑起来。
本来计划明去广州找季聊聊，但昨晚喝了不少花茶，这东西似乎格外提神，结果折腾到凌晨三点还毫无睡意。早上般多，又被田支镇的监理员阿志打来的电话吵醒，他让我陪他去一趟公山镇的工地。
我这才想起，今一早还得给阿健的工地发修改通知，没办法只好挣扎着起床——算下来，总共只睡了四个时左右。
中午在食堂简单招待阿志吃完饭，我们就一起赶往公山镇。处理完工地上的事情之后，我顺路去理发店洗头、焗油并剪了发。
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时，才发现脸颊已经瘦得如同刀背一般，线条分明，显然是这几吃不好、睡不好折腾出来的。明本是星期，原打算按计划去广州见季，可眼下这副憔悴模样，怎么好意思去见人？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去了。
第二，我特意去市场挑选了一块新鲜排骨，还买了一包广东特有的清补凉中药材，回宿舍精心煲了一锅香喷喷热气腾腾的排骨汤，好好滋补一下。
汤煲好后，我先叫来聂工喝了一碗，黄工不知又去哪儿泡妞了，根本见不着他的人影。随后转念一想，这几正和刘闹意见，不如也叫他来喝碗汤吧，正好借此机会缓和一下关系，这对我们双方乃至整个团队都有好处。
当我打电话邀请刘时，从电话那头的声音就能听出，他对此感到挺高心。果然，这顿排骨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刘喝汤时颇为感动地对我：“林工，谢谢你。我最近心情不太好，如果之前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你多包涵。”
我也诚心诚意地回应他：“没事，我了解你的为人，不会把那些事放在心上的。要不然，我也不会特意叫你来喝这碗汤了。”
经过这件事，我更加确信，与人相处还是应该胸怀宽广、待人宽厚。否则，不仅自己心里不痛快，也会让别人感到难受。毕竟，大家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和睦融洽的氛围对谁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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