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堂叔的葬礼上第一次见到那道影子的。
深秋的山风卷着纸钱灰往灵堂里钻，我蹲在香案前续香，抬眼就看见井外的槐树下站着个穿月白衫子的女人。她的头发湿漉漉地垂着，遮住半张青白的脸，右手食指一下一下抠着树皮，发出指甲刮过瓷碗般的声响。
“满别怕，是你秀兰婶回来看热闹了。”守灵的三婆往我手里塞了块烤红薯，火光在她皱纹里跳动，“三十年了，这村子里的人早该记起她了。”
堂叔的棺材在夜里突然发出三声闷响。第二日抬棺时，八个汉子都棺材重得像泡了水的老牛。等到后山落葬时，我看见抬棺杠上缠着几缕暗青色的长发，像极了昨夜槐树下那个女饶。
李秀兰的故事是随着堂叔的死慢慢浮出水面的。她是三十年前村里唯一的寡妇，丈夫进山打猎摔断了腿，拖了半年咽气，留下两亩水浇田和三间土坯房。那年祠堂重修，供奉的金菩萨突然失踪，族长林明德带着人闯进她家，在她枕头底下搜出了鎏金的菩萨手。
“偷祠堂的菩萨，按老规矩要沉塘。”三婆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线，“我亲眼看见他们用浸过桐油的麻绳捆住她的手脚，往她怀里塞了块五十斤的磨盘。她临下水前盯着林明德笑，‘你拿菩萨手换了我家的地契，夜里就不怕菩萨来勾你的魂？’”
堂叔是当年沉塘的六个青壮之一。他死的那晚，喉咙里卡着半根水草，指甲缝里嵌着青黑色的泥，眼睛直勾勾盯着后山方向——那里立着座半截子贞节牌坊，是李秀兰死后第三年，县里派人来立的，刚竖起柱子就遭了雷劈，至今还歪在乱葬岗上。
第二个死的是村东头的赵老二，他负责沉塘时往麻袋里装石头。尸体被发现泡在自家的水窖里，水窖早干了三个月，可他的衣裳却湿透了，肚子鼓得像怀了孕，剖开后里面全是烂草和碎瓷片，还有半张泡烂的地契，边角上盖着林明德的私章。
我在堂屋的樟木箱底翻出母亲的旧日记。泛黄的纸页上写着：“腊月廿三，秀兰姐把地契藏在我这儿，她林明德要抢她的田。她‘妹子，要是我死了，你就把这地契拿到县里去告……’”后面的字被水渍晕开，只看见“麻绳”“磨盘”几个残笔。
母亲在我十岁那年掉进后山的蓄水池，捞上来时手里攥着团湿漉漉的头发。当时我只当是意外，现在才明白，她大概是想在忌日那给李秀兰烧张地契。
林明德的院子在村尾，青瓦上长着尺把高的野草。我去的时候，他正对着神龛磕头，神龛上供着半截鎏金的菩萨手，下面压着张发黄的纸，正是李秀兰的地契。
“你来了。”他的声音像生锈的门轴，转身时我看见他左脸爬满暗青色的纹路，像是被水浸泡多年的腐木，“三十年了，她每晚都来我梦里，问我要地契，要磨盘，要她的命……”
窗外突然刮起怪风，吹得纸糊的窗棂哗哗响。我看见窗纸上映出个晃动的人影，头发滴着水，脖子上缠着拇指粗的麻绳，绳结正对着林明德的方向慢慢收紧。
“明德哥，你还记得我沉塘那吗？”女饶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林明德突然抱住头惨叫，我看见他的右手食指正在一点点溃烂，露出下面白森森的骨节——那是当年他亲手把磨盘绑在李秀兰身上时，被麻绳勒断的指头。
神龛上的菩萨手“当啷”落地，滚到我脚边时，我看见底座刻着行字：“民国二十七年，林明德盗卖祠堂金身，嫁祸李秀兰。”
林明德的尸体是在贞节坊下被发现的。他的脖子上缠着三圈浸过桐油的麻绳，手腕上拴着半块磨盘，指甲缝里全是当年沉塘处的河泥。有人看见牌坊下站着个穿月白衫子的女人，怀里抱着个鎏金菩萨，慢慢往地底沉，每沉一寸，牌坊上的裂痕就少一道。
出殡那，我在母亲的坟前烧了那张地契。纸灰飘起来时，我听见身后有人轻轻叹气：“满，去县府的路，早就修通了吧？”
回头望去，只有满地白晃晃的纸钱，和远处歪在乱葬岗上的贞节坊。坊柱上的雷劈痕不知何时不见了，新刻的“节妇李秀兰”五个字，在秋阳下泛着冷光。
夜里，我梦见母亲坐在床头，手里拿着半块烤红薯，身后站着穿月白衫子的女人。她们都没话，只是对着我笑，笑得我后颈发凉。直到听见祠堂的钟响了三声，她们才慢慢退进阴影里，临走时，李秀兰的手指向我枕头底下——那里躺着我在林明德家捡到的，半枚刻着“沉塘”二字的铜印。
村口的老井在入冬前突然冒出水来，井水清澈见底，却没人敢去挑。有孩看见井底漂着个金菩萨，还有个女饶影子，对着水面梳头发，梳着梳着，就把自己的头摘下来，放在水面上漂。
我收拾行李离开的那，三婆往我兜里塞了张桃木符：“记住，以后每年忌日，给秀兰烧张地契。她啊，是怕这世道又变了，有人还要抢她的田呢。”
汽车开出村口时，我从后视镜里看见贞节坊旁站着个穿月白衫子的女人，她的头发干干爽爽地束在脑后，手里捧着个金菩萨，正对着我笑。那笑容里没有怨恨，只有一丝不出的凄凉，仿佛在，这三十年的冤屈，终究是用同样的三十年，慢慢泡开了。
车轮碾过一片积水，倒影里的女人突然变成了母亲的模样。我猛地回头，只看见空荡荡的山路，和远处若隐若现的牌坊，像根插在大地上的骨头，永远等着被人记起，或者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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