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虹溪王宅门前，者黑嫫走了。而香港九龙寨城夯土墙围起的城寨，像一口巨大的坩埚，在夏末的空气里持续沸腾。三百二十户人家，近千口人，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与一种同样前所未有的压力紧紧箍在一起。那场驱逐林文谦的雷霆风暴留下的寒意尚未散尽，陈掌柜和刘老师主导制定的《城寨自治暂行公约》便如同一张巨大的、带着细密网格的铁网，兜头罩了下来。
九龙寨城的祠堂前挂起了红布横幅——“自治公约，同心共守”。陈启沅站在香案前，手里攥着油印的《城寨自治公约》（刘辉连夜刻的蜡版），声音比往日更亮：“从今日起，咱寨子赢三必须’：娃要上学，老弱要管，卫生要讲！”
人群里，阿芳攥着纺锤的手微微发抖。她的女儿阿玲今年7岁，昨还蹲在门口玩泥巴，今早被阿珍拽着去学堂——那是用原清军祠堂改的，墙上贴着“地玄黄”的描红纸，刘辉正拿着铜戒尺教孩子们念“人之初”。
“阿玲哭着不肯走，”阿芳声对旁边的秀婆，“她‘阿娘，我要跟你学织网’。”
秀婆拍了拍她的肩：“忍忍吧，刘先生这学堂能识字，将来娃能当先生、当账房，总比跟我学织网强。”
祠堂西侧的空地上，新搭了两间竹棚——一间是“育婴堂”，一间是“老病所”。育婴堂里，阿珍的婆婆正给三个月大的宝喂米糊，竹篮里摆着刘辉从香港红十字会要来的奶粉罐；老病所里，65岁的李伯（首批20户的泥瓦匠）裹着旧棉被，阿强（铁匠组把头）每给他熬两次药。
“李伯，喝药！”阿强端着药碗凑过去，“刘先生这药能治您的老寒腿。”
李伯皱着眉：“苦得很！俺宁可疼着。”
“您老要是疼死了，谁教阿强打铁？”阿强把药碗往他手里一塞，“再了，公仓的米够您吃，药钱从您工分里扣——您上个月打了三把铁犁，工分够抵十副药！”
李伯哼了一声，到底把药喝了。
寨子东头的老榕树下，消毒队的阿珍正带着五个妇女喷药水。她们戴着手套，拎着铜壶，见着人就喊：“把铺盖卷儿摊开！”、“竹篮里的米倒出来！”、“猫崽子别跑，等喷完药再抱回来！”
“阿珍姐，这药水味儿熏得人头疼！”阿秀抱着美路过，女儿直揉眼睛。
“忍着！”阿珍把喷壶举得老高，“刘先生霍乱杆菌藏在老鼠洞、蟑螂屎里，不喷干净，咱寨子得死一半人！”她指了指墙角的死老鼠，“昨儿在后院挖出来的，肚子里全是病菌！”
公约的核心条款，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制力：
学堂令：七岁至十二岁孩童，无论男女，每日辰时（上午七点）至申时（下午三点），必须进入寨内新设的免费学堂。刘老师亲自编撰蒙学课本，教授识字、算数及基础匠作图谱辨识。违者，其父母将受重罚，直至驱逐。
抚幼赡老令：六岁及以下孩童、六十岁以上老人、伤病无法自理者，白日里必须送至寨子中央新搭的“安养棚”，由居民代表会议推选出的八名细心妇人统一看护照料，管两餐饭食。费用由公中支出。
防疫卫生令： 所有住户，必须无条件使用寨子统一发放、气味刺鼻的“消毒药水”和生石灰。每三日一次，由各户轮流派出壮丁，在专人（一个曾在广州博济医院做过杂役的跛脚汉子老吴）监督下，对自家屋舍内外、所有行李物品进行彻底喷洒、擦洗、曝晒。公共区域每日清扫洒药。寨内禁止随意倾倒垃圾、污水，违者严惩。此为死令，因香港霍乱横行，寨子绝不容瘟疫蔓延！
这三条铁律，如同三根冰冷的钢钎，深深楔入每个家庭原本相对独立的运转轨道。强制，是它们最鲜明的底色。然而，在霍乱的死亡威胁、陈刘二人不容置疑的权威、以及前期巨大投入的现实压力下，大部分住户选择了沉默的遵从。
学堂里很快响起了参差不齐却充满生气的读书声。起初有父母嘀咕“半大孩子正是帮手的时候”，但当看到自家娃儿歪歪扭扭写出自己的名字，或是算清了一笔账时，眼里的抗拒便化作了惊奇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安养棚中，老人围坐晒太阳，孩童在干净的地席上玩耍，妇人们忙碌着烧水、煮粥、照料伤病，一种前所未有的、属于集体的“安心副在悄然滋生。消毒药水那浓烈刺鼻的气味和生石灰的白色粉末，弥漫在寨子的每一个角落，虽令人不适，却也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外界的疫病恐慌稍稍隔开。
改变城寨内众人生活的，是三条公约。而支撑城寨存活的，其实是统一派工令：寨内所有成年壮劳力（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丁及无幼儿拖累的健妇），其工作由居民代表会议下设的“工务组”统一派定。主要任务：一、继续清理寨内废墟，平整土地，搭建更多临时棚屋以容纳新户；二、由工务组挑选技艺精湛者组成“外活队”，承接寨外铁器打造、木器制作、成衣缝补及搬运力工等活计。所得工钱，扣除必要公共开支（如印兵钱粮、学堂安养物料、消毒药品等）后，按各户劳力贡献及寨内急需程度分配。
寨子的活力与需求如同滚雪球。公约出台一周后，寨子迎来邻二批100户流民。他们挤在演武场的草垫上，行李堆成山——有挑着铁匠工具的来自佛山、背着缝纫机的来自广州、扛着测绘仪的来自上海。
“咱是‘巧匠队’！”带头的上海人王师傅拍着测绘仪，“我会画图纸，能修洋楼！”
“俺是‘织机王’！”广州来的阿春秀抖开一匹花布，“这机器能织二十种花样！”
陈启沅站在高处喊：“各位手艺人，寨子正缺你们！明儿起，成立‘基建队’修房子、‘外贸队’接洋行订单、‘后勤队’管粮米——每队选个把头，按月领工分！”
人群里炸开了锅。佛山铁匠老陈拍着铁砧：“俺要当基建队把头！俺打的铁比泥瓦匠结实！”
广州阿秀扯着花布：“俺要当外贸队把头！俺的布能换更多米！”
陈启沅笑着摇头：“别急，明儿开代表会，你们自个儿选。”
再隔一周，又有100户经过严格筛选、有一技之长且身强力壮的新流民家庭被引入寨郑寨墙内迅速变得拥挤而喧嚣，如同一个巨大的、充满生机的蜂巢。清理废墟的号子声、新建棚屋的敲打声、外活队出发归来的喧哗声、学堂的读书声、安养棚的絮语声……各种声响日夜交织，宣告着这个特殊共同体的膨胀与运转。
然而，再坚硬的铁律，也总会遇到试图以自身棱角去碰撞它的顽石。
第一块顽石，是铁匠李老倔。
李老倔四十出头，一身腱子肉虬结如铁，祖传三代都是打铁的好手。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十一岁，的九岁，筋骨结实，早已是他拉风箱、抡锤的得力帮手。学堂令一下，他脖子一梗：“我李家吃饭的手艺在铁砧子上，不在那纸片上！娃儿跟我打铁，一能挣半斤米！去学堂？白费光阴！”无论学堂的先生如何劝，居民代表轮番上门晓以利害，包括驱逐的威胁，李老倔油盐不进，把两个儿子死死摁在自家那简陋的铁匠棚里，火星四溅中，只传出他粗声粗气的呵斥和孩子沉默的喘息。
第二块顽石，是篾匠周瘸子。
周瘸子一条腿早年被毛竹压断，走路一瘸一拐，但手上功夫极巧，编出的竹器细密结实。他生性懒散邋遢，对那三日一次的消毒洒药深恶痛绝。轮到他家消毒时，要么推腿疼躲出去，要么只胡乱在门口洒点药水了事。他家的棚屋角落堆满了废弃的竹篾、碎屑，还隐隐有股鼠尿的骚味。负责监督的老吴几次警告，他都嬉皮笑脸：“老吴哥，穷讲究啥？咱命贱，阎王爷不收！”防疫卫生令在他这里形同虚设。
第三块顽石，是木匠张巧手。
张巧手名如其人，一手榫卯雕花功夫出神入化，在流民中鹤立鸡群。他对统一派工嗤之以鼻：“凭我这手艺，出去随便接点大户人家的精细活，养活一家老绰绰有余！干嘛要跟那些只会扛大木头的力巴混在一起，挣那仨瓜俩枣？”他拒绝加入外活队，也消极对待寨内派给他的清理任务。他只认一条：“我住这棚屋，按市价交租金给寨里公中便是！其他的，莫来烦我！”他把自己活成了寨子里的“逍遥客”，只享受寨墙的保护和相对安稳的环境，却拒绝承担任何集体义务。
三块顽石，硬生生地硌在了刚刚开始平稳运转的自治机器上。学堂的规矩被公然蔑视，防疫的堤坝出现蚁穴，统一派工的根基遭到动摇。流言在拥挤的棚户间悄然滋生：“看，李老倔家娃不也没事？”、“周瘸子家那么脏，不也没闹病？”、“张木匠多精明，凭手艺吃饭，自在！”无形的裂隙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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