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的难题攻克后，我林寻团队马不停蹄地进入了下一个关键阶段——
收集医学案例和患儿信息。这不仅是为了充实平台的数据库，
也是为后续的试点运行和AI模型优化提供“弹药”。这项任务，
主要落在了熟悉儿科临床、沟通能力强的花瑶肩上。
花瑶带着几名医学院的实习生，
开始在医院儿科心血管病区以及合作的几家社区医院进行信息收集。起初，
进展还算顺利，一些病情稳定、对新技术持开放态度的患儿家属愿意配合。
我们详细记录了患儿的基本信息、病史、检查报告、影像资料以及治疗过程。
不过，随着工作的深入，花瑶渐渐发现了问题。不少患儿家属在听到“远程诊疗平台”、“AI辅助诊断”、
“数据上传”这些词汇时，眼神中都流露出明显的顾虑。
“姑娘，你们这个平台是做什么的？
要把我家孩子的病例传到网上去？那多不安全啊，万一信息泄露了怎么办？”
一位年轻的母亲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警惕地问道。
“是啊，我们家孩子的情况比较特殊，你们这个AI真的能看准吗？
别到时候耽误了治疗，我们可担不起这个风险。”
另一位父亲皱着眉头，语气中充满了不信任。
类似的质疑声越来越多。家属们的顾虑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隐私安全，担心孩子的敏感医疗信息被泄露或滥用；
二是对AI诊断准确性的不信任，害怕机器不如人可靠。这些顾虑像无形的墙，
阻碍着信息收集的步伐。
花瑶将情况反馈给了我林寻和张宇。
“我就知道会有这个问题。”
林寻沉思道，
“‘AI启明’分析显示，数据安全和结果可靠性是公众对医疗AI最主要的担忧点。”
张宇立刻补充：
“数据安全方面，我们之前搭建数据库时就下了苦功，
采用了最高级别的加密技术和访问权限控制，绝对能保证数据不会泄露。
我可以准备一份详细的技术明，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给家属听。”
“光有技术明还不够，”
我林寻看向花瑶，
“家属们更需要的是直观的感受和信任。我们得主动出击，进行多次、
深入的沟通。”
于是，团队制定了新的沟通策略。
我们不再只是简单地请求家属配合，
而是主动在病房区、候诊区举办型的科普交流会。
会上，我林寻负责讲解儿童先心病的危害以及远程诊疗平台能为偏远地区患儿带来的希望；
张宇则用生动的比喻和图文并茂的方式，解释平台的数据安全防护措施，
比如“我们的数据库就像一个有重兵把守的保险箱，
钥匙只有我们核心团队几个人有，而且所有数据在传输过程中都穿上了‘隐形衣’”；
花瑶则分享一些已经通过AI模型成功诊断的早期病例，
（隐去了患者隐私信息）
用事实话。
“这位朋友，当时在当地医院初步检查时并没有发现明显异常，
但通过我们的AI模型对影像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个非常微的心脏结构异常，
及时进行了干预，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花瑶指着屏幕上的案例图片，耐心解释。
除了集体交流，我们还针对有明显顾虑的家属进行一对一沟通。
我林寻凭借特种兵时期练就的敏锐观察力，总能迅速找到家属顾虑的症结所在，
有的放矢地进行解释。花瑶则发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亲和力，
像朋友一样倾听家属的担忧，用专业知识和真诚态度安抚他们。
张宇则随时准备解答任何技术层面的疑问。
有一次，一位奶奶带着孙子来看病，无论花瑶怎么解释，她都摇头：
“我不懂你们的那些高科技，我就信我们一直看的王医生。”
我林寻得知后，特意请来了医院那位经验丰富的王医生。
王医生拍着老奶奶的手：
“张奶奶，林他们这个平台是个好东西，不是要取代我们医生，
而是帮我们更好地给孩子看病。你看，
以后咱们这儿的专家就能通过这个平台，给那些偏远地方看不了病的孩子出主意了，多好啊！而且，
他们的技术我是了解的，安全得很。”
有了信任的医生背书，张奶奶的顾虑终于打消了。
经过团队一次次不厌其烦的沟通、一个个真实案例的展示，
家属们的态度开始松动。
他们逐渐理解了平台的初衷，看到了团队的诚意和专业，
也对数据安全和AI准确性有了更多信心。越来越多的家属开始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将孩子的病例信息贡献出来。
看着收集到的案例和信息一丰富起来，我林寻、张宇和花瑶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知道，赢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是平台成功的基石。但同时，
我们也明白，这只是万里长征中的又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前方。
而医院内部那些传统派医生的保留态度，也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提醒着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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