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业对土地的执念，比村里其他同龄人都要深——他身上既有同辈人对土地的依赖，更揣着父辈们刻在骨子里的敬畏，仿佛那片黄土地不是谋生的根本，而是融进血脉的根。杨爱国每次想起父亲，最先浮现的，总是家里那几块散落在各处的地：离家不远、隔条沟的西地，种着当季的蔬菜；常听父亲念叨的河马洼，土层厚，种玉米收成最好；还有一矿地、二矿地，要越过黄河大桥才能到，最远的甚至抵到黄河边，是当年家里最费力气打理的田。
长辈们总，早年去地里全靠两条腿。不亮就揣着干粮出门，走到黄河边的地要一个多时，傍晚再拖着灌了铅的腿往回赶，一光在路上就要耗掉两三个时辰。后来生产队有了马车，木轮碾过土道“吱呀”响，村里人坐在车斗里，裹着粗布褂子聊收成，倒成了那段苦日子里的欢喜。再往后，自行车成了标配，杨守业年轻时，每清晨都要擦干净车座，驮着农具往地里赶；等杨爱国记事，家里有了摩托车，突突的引擎声在村口响起来，就知道父亲从地里回来了；如今更不用，不少人家开着轿车去种地，后备箱里装着水壶和点心，再也不用受赶路的罪。
短短几十年，从步行到轿车，去地的方式变了，可杨守业对土地的心思，半点没改。杨爱国总听奶奶，爷爷当年从山西回来时，家里连块像样的宅基地都没有，更别住的房子。爷爷凭着一股韧劲，一间房分两次、三次盖，今攒够了木料就搭个屋顶，明凑齐了砖瓦就砌面墙，硬是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到了杨守业这代，这份“扎根”的情结更重，连种地的细节都透着较真——种麦时，播种量要精确到每分地多少斤，多了怕苗挤苗，少了又怕稀拉减产；早年用牲口拉着木式摇楼播种，牲口走快了不行，摇楼的速度慢了也不行，那摇楼的手艺，在村里只有几个人能拿捏得准，杨守业就是其中一个。
杨守业年轻时学农活，吃过不少苦。队里有两个农活好手，一个叫冯聚英，扬场的手艺是全村公认的好；还有个姓杨的长辈，整地、施肥样样精通。杨守业跟着冯聚英学扬场，师傅教他：“木锨要端平，挥出去得呈一字线，风才会把麦糠吹走，麦粒落得匀。”可他刚开始总练不好，木锨挥出去要么歪了，要么力气太轻，麦糠和麦粒混在一起。冯聚英急了，拿起扫帚就往他腿上抽，“啪”的一声，疼得杨守业直咧嘴。当时他父亲就站在不远处捆麦秆，看在眼里却一声没吭——在那代人心里，学不会土地上的生存本领，比挨几下打更丢人。
后来杨守业终于练会了扬场，木锨一扬，金黄的麦粒顺着风势落下，齐刷刷铺成一片，冯聚英这才点头：“行了，以后这片地的扬场活，你能接了。”杨爱国长大后才懂，父亲对土地的执念，从来不是傻力气的蛮干，而是把每一寸地、每一粒种子都当成亲人来待——他会在播种前蹲在地里摸土，判断干湿；会在收割后把地里的碎麦秆捡干净，“土地不能糟蹋”；甚至在后来村里有人劝他把地承包出去时，他也摇头：“地要是荒了，人就没根了。”
如今杨守业年纪大了，走不动远路，却还总惦记着西地的菜长得怎么样，河马洼的玉米有没有灌浆。杨爱国每次回老家，都会扶着父亲去地头转一转，父亲走在田埂上，脚步慢了，却还会弯腰拔起一棵杂草，嘴里念叨着：“这地啊，你对它好，它才会给你好收成。”风掠过麦田，沙沙的声响里，杨爱国忽然明白，父亲那辈人对土地的情结，从来不是一句“依赖”能概括的——那是他们用一辈子的汗水，在黄土地上写下的，关于生存、关于扎根、关于传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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