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
般十五分，邓鑫元走进办公室。周明远已经到了，正在整理新校区的施工进度表。周明远是邓鑫元的老乡，也是从农村考来的，当年邓鑫元把他招进学校，就是看中他踏实肯干，心里装着农村孩子。“邓校长，您带的豆浆我热好了，在您桌上呢。新校区的宿舍空调已经订好了，下个月就能安装，您放心。还有，乡村振兴专项招生计划的宣传册，已经印好了，这就给您送过来。”
“辛苦你了，明远。”邓鑫元拿起豆浆喝了一口，翻开施工进度表，“昨跟工人师傅聊，他们图书馆的吊顶还得再调整，你今去工地的时候，跟施工方再确认下时间。还有，研究中心的实验室设备，一定要选最先进的，不能委屈了那些农村来的学生，他们有想法，有干劲，就是缺好的设备。我爹总‘要干就干实在的，别糊弄人，尤其是对娃们’，咱们可不能让孩子们失望。”
“好的，我上午就去。”周明远点头，看着邓鑫元办公桌上的日历——上面密密麻麻标着行程，今上午九点开教学研讨会，十一点去附中看望生病的学生（那个学生是农村来的，父母不在身边），下午两点考察食堂的食材采购（要确保给农村学生提供家乡口味的食材），四点还要跟退休教师代表座谈（讨论如何更好地帮扶农村学生）。
“邓校长，您中午要是没时间回家，我帮您从食堂带份盒饭？”周明远问道。
“不用，我中午跟学生们一块儿在食堂吃，正好听听他们对食堂的意见。特别是农村来的学生，问问他们想吃什么家乡菜，咱们让食堂尽量满足。”邓鑫元着，拿起老花镜戴上，开始批改桌上的文件。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文件上，也落在他鬓角的白发上——那些白发，是这些年为学校操劳的印记，也是他不忘初心、追寻梦想的见证，就像父亲的头发慢慢变白，却依然在田里忙碌，“只要能帮娃们做点事，累点不算啥”。
邓鑫元的“平民日常”，在校园里传开，是从一个学生的朋友圈开始的。
那早上，经管学院的大二学生陈雨在食堂排队，看见邓鑫元帮一个没带饭卡的新生刷了钱，还把自己的包子分了一个给新生。那个新生是从贵州的大山里来的，第一次离开家，没带饭卡，急得快哭了。邓鑫元不仅帮他刷了卡，还跟他聊起自己当年第一次来江城的事，“别怕，有什么困难就找我，咱们都是农村来的，互相帮衬”。陈雨掏出手机，偷偷拍了张邓鑫元端着餐盘的照片，配文：“我们的邓校长，没有专车，不搞特殊，早上跟我们一块儿排队买包子，还帮农村来的新生解围。他总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不能忘了根，这样的校长，谁不爱？”
朋友圈一发出，就被疯狂转发。计算机学院的男生们把照片做成了表情包，配文“校长的包子，比外卖香，比家乡的玉米饼还暖”；文学院的女生们写了篇短文，标题是《清晨食堂里的温暖——记我们的农民校长》；就连附中的孩子们，也在作文里写“邓校长骑着自行车，跟我们一块儿上学，他跟我们他时候在农村的事，要好好读书，将来帮农村变得更好，我以后也要像邓校长一样，做个有用的人”。
没过多久，江城本地的媒体也听了。《江城日报》的记者张莉特意来学校采访，早上七点就守在南门的自行车棚。当她看见邓鑫元骑着自行车，和一群孩子笑笑地过来时，手里的相机不由自主地按下了快门。雾里的邓鑫元，穿着普通的夹克衫，裤脚卷起一点，露出里面的袜子——那是母亲生前给他织的，蓝色的，已经洗得发白了。
“邓校长，您为什么每都骑自行车上班，还去食堂吃早饭呢？很多缺了校长，都会讲究排场，您怎么不呢？”采访时，张莉问道。
邓鑫元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年轻人，骑着一辆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书包上还缝着块补丁。“这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照片，那会儿我在白云村隔壁的乡镇中学当老师，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八块五，这辆自行车是我用三个月工资买的，比现在这辆还旧，骑起来‘吱呀’响，却陪我走了五年家访路。”他指尖划过照片里的自行车，眼神软下来，“那时候村里路不好，我骑着车去学生家里，有时候车胎爆了，就推着车走十几里山路。有次冬，我去给一个辍学的孩子送课本，雪下得大，车骑不了，我就把课本揣在怀里，步行去他家，到的时候课本还是热的，孩子他妈握着我的手哭，‘您真是把娃的前程放在心上’。”
张莉看着照片，又看了看邓鑫元办公桌上那辆自行车模型，轻声问：“您现在当了校长，还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是不是因为一直没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是，也不是。”邓鑫元把照片放回抽屉，“我没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所以知道农村孩子上学多不容易，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没忘当年的梦想——不是自己走出大山就够了，是要帮更多农村孩子走出大山，还要让他们有能力回来建设大山。现在我骑自行车上班、去食堂吃早饭，不是为了装样子，是想让孩子们知道，不管走多远，都别丢了‘接地气’的根；是想让老师们知道，教育不是高高在上的，是要蹲下来跟学生话，是要把学生的冷暖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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