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糊住了车窗，也糊住了我的眼。
我用手抹掉玻璃上的水雾，探出头往后看，父亲的身影已经模糊成一团，在雨幕里一动不动。
别了，我最爱的亲人们。
我咬咬牙擦掉眼泪——这次出去，再没有父母护着了，啥都得靠自己拼。
售票员是个大叔，看我红着眼圈，欲言又止。
大概是觉得这时候问我要车费不太合适。
我强打起精神问：“师傅，多少钱？”
他这才笑了笑：“到哪儿下？”
“汽车站。”
“五块。”
我从口袋里摸出零钱，抽了张五块递过去。
夏衣服薄，母亲早把五百块缝在了我贴身衣物里，剩下买票和路上花的零钱单独放在另一个口袋。
临走时她反复叮嘱，别睡太沉，看好口袋里的钱，出门在外不比家里。
我当时点头应着，此刻摸着那些皱巴巴、带着股酸味的钱，心里清楚，大半都是父亲用汗水换来的。
车颠簸得厉害，雨路滑，司机开得时快时慢。
我心里急，忍不住催：“师傅，能快点不？赶车呢。”
司机听了不乐意，连珠炮似的怼：“催个球啊！老实坐着，没多远，一会儿就到，球事不少。”
接连几个“球”字，惹得车上人一阵笑。
这就是咱这儿的民风，没恶意，就是口头禅。
我听着也忍不住笑了。
几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望着窗外没停的雨，叹气：“老爷，别下了吧，一年就指望这点麦呢。”
我想起家里的六亩地，这时候爹妈是不是也在求雨停？
默默双手合十，心里念着“别下了，别下了”。
可刚念完，反倒更阴了，一阵大风刮过，乌云散开又聚拢。
折腾几番后才慢慢变薄，太阳的光透下来，一片金黄，刺得人睁不开眼。
车上一片欢呼，我没跟着叫，反倒有点难过——是上也在为我流泪吗？
进了城区，陆续有人下车。
我打起十二分精神，盯着行李，手紧紧捂着裤裆。
都县城车站这地方乱，不得不防。
走走停停到汽车站，车上没剩几个人了。
我拎起行李，没敢多待。火车站离这儿不远，一公里左右，得赶紧过去，早点和德林汇合。
汽车站门口全是下岗工人，摆着摊或开着人力三轮车，做点买卖。
这些事儿电视、报纸报道。看那些中年男女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心里同情，又有点庆幸。
要是没改革，按正常流程进了国企，不定哪冉中年，突然被通知下岗，会不会也像他们这样迷茫无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现在这样，反倒是最好的选择。
这么一想，心里舒坦了些。
几个三轮车师傅看我背着包，立马围过来。
这时候我倒像块鱼饵，突然觉得自己也有了“价值”。
从这儿到火车站要两块钱。
我摸了摸口袋，突然有点同情自己。
口袋里那点零钱薄薄一层，每一分都得精打细算。
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我有点不敢直视，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左躲右闪地从三轮车缝里挤过去，嘴里客气地：“叔，不好意思，不需要。”
还没冲出包围圈，就听见他们不屑地骂：“日他大爷的，又是个穷酸货，哎。”
我一下子火了，扭头狠狠扫了一圈。
他们大概看到了我的怒气，当场闭了嘴。
多年后才明白，人畏威不畏德，穷人间往往互相看不起。
我这人就这样，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真狠起来，管他是谁，谁也不比谁多长个脑袋。
有时候连自己都迷茫，到底算啥性格？感性？理性？好像都沾点，又好像都不是。
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暗暗告诫自己：以后不管穷富，首先得真诚，别用异样眼光看任何人。
这人啊，不定就是未来的自己。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兜兜转转，总会再遇上。
从汽车站到火车站的路不错，绿化带郁郁葱葱，高大的法国梧桐添零浪漫。
街道两旁的商店、门市，门牌都是复古风，明显是刻意弄的。
也难怪，这城唯一有点特色的，就属这个火车站了。
虽又老又破又，担子却不轻，周边几个县的打工人南来北往，都得从这儿走。
到了火车站广场，远远看见售票大厅外排着长队。
广场到车站门口，各个角落都是三三两两的远行者，脸上都带着期待和焦虑。
我刚放松的心情又提了起来，心想广州真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们吗？万一去晚了，会不会就没岗位了？
越想越急，脚步也快了。
在售票厅门口，远远看见德林朝我使劲招手。
我连忙挥手回应。
他指了指排队买票的队伍，然后钻进队伍里没影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
赶过去放好行李，赶紧掏出身份证和钱，从人群里找到德林。
他接过我的证件，看我浑身湿透，以为我淋雨了。
指着一个灰黑色帆布包：“兄弟，刚才下那么大雨，我还担心你赶不来。去我包里拿件衣服换上！”
“没淋雨，走路急，全是汗。这六月，真他妈的热。”我。
德林笑了：“哥们，以后咱就得靠汗水混饭吃了，提前适应适应也好。”
我白了他一眼：“去求吧，可别。你排队，我去看东西。”
德林夸张地：“那点家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可别还没出邓城就丢了，丢不起这人！赶紧去吧！”
我就喜欢德林这胡侃的劲儿。跟他在一起，屁大点事都能整出段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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