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空，像一块被清水洗过的蓝宝石，澄澈而高远。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甜香，混合着新学期书本特有的油墨气味。青瓦巷的孩子们，穿着或新或旧的衣裳，背着各式各样的书包，像一群群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地涌向巷口的红旗学。
晓光也在这人流郑她升入了四年级，换了一位新的班主任，教室也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她依旧背着那个标志性的“老虎书包”，经过一个暑假的磨损和卫民舅舅偶尔心血来潮的“增补”，书包的“个性”更加鲜明，那颗用红绳固定的眼睛似乎也看惯了风雨，显得愈发淡定。
年龄的增长，像一扇缓缓开启的窗，让她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她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那道鸿沟。新学期，这种感受来得尤为尖锐和具体。
成绩单上的荣光与现实的窘迫。
晓光的学习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尤其是语文和图画。她的作文，因为真情实感和独特的视角，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那篇《我的家》带来的余温尚未完全散去，新班主任宋老师，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严肃却心细的女老师，在批改第一次作文《新学期畅想》时，再次被晓光的文字打动。晓光没有写想去游乐园、想买新玩具，她写的是希望墙角的花明年开得更多，希望大灸咳嗽能好一点，希望自己能学更多的知识，将来也许能帮舅舅们分担……
宋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晓光，她“心思沉静，懂得感恩”。同学们投来敬佩的目光，赵娟更是与有荣焉地挺起了胸脯。那一刻，晓光心里是暖的，像被阳光晒透的棉花。
然而，荣光的背后，是挥之不去的窘迫。
新学期发新书，一股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同学们兴奋地传阅着，迫不及待地用漂亮的花纸、印着卡通图案的塑料书皮将新书包起来。晓光也领到了自己的新书，她心翼翼地抚摸着光滑的封面，心里同样欢喜。但她没有漂亮的书皮。晚上回家，她找李春燕要了几张过年时包东西剩下的、有些泛黄的旧报纸，一个人趴在矮桌上，极其认真地将每一本书都包好，再用钢笔在封面上一笔一画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班级。报纸粗糙，边缘容易起毛，但她包得棱角分明，像完成一件精密的工艺品。第二，当她把用报纸包着的书拿出来时，周围有几个同学好奇地看了一眼，虽然没什么，但那短暂的目光还是让晓光下意识地将书往怀里收了收。
美术课是晓光又爱又“怕”的课程。她喜欢画画，卫民舅灸“工作室”和墙角的牵牛花给了她无穷的灵感，她的画色彩大胆，充满想象力，常常得到美术老师的称赞。但这学期，美术老师要求大家准备一套十二色的水彩笔，用于课堂练习。
晓光知道张老师寄来的那盒水彩笔是卫民舅灸“宝贝”，她不能随便动用。晚上，她看着正在灯下糊纸盒的李春燕，话在嘴边滚了几遍，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她看到春燕姨手指上又多了几道裂口，看到大舅最近回来得更晚，咳嗽声似乎也更闷了。她开不了口。
第二美术课，当同学们纷纷拿出崭新、色彩齐全的水彩笔，在画纸上涂抹出绚烂的世界时，晓光只有一支秃头的铅笔和一本普通的图画本。她默默地用铅笔勾勒着线条，画她想象中的牵牛花爬满了空，画她的老虎书包长出了翅膀。画得很好，线条流畅，构图有趣。美术老师走过来，看了看她的画，又看了看她手边孤零零的铅笔，轻轻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画得很棒，想象力丰富。” 老师的安慰是温暖的，却也更深刻地让她意识到自己缺少什么。
年龄带来的敏感与沉默的承担。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之间无形中开始有了比较。课间，女生们会聚在一起讨论昨看的动画片，炫耀新买的头花或橡皮。晓光通常只是安静地听着，她家没有电视机，她的头绳是李春燕用做衣服剩下的布条编的，她的橡皮用到只剩下指甲盖大。她并不羡慕，因为她拥有赵娟这样不看重这些的朋友，拥有舅舅们和春燕姨全部的爱。但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像一根细微的刺，偶尔还是会扎她一下。
她变得更加沉默和观察入微。她会注意到李春燕在菜市场为了几分钱而反复斟酌，会注意到苏建国抽烟的次数比以前少了（或许是为了省钱），会注意到苏卫东喝的水碗里连茶叶沫子都没樱这些细节，像一块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她心上。她能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主动地分担家务，更加珍惜每一张纸、每一支笔。
放学排队出校门，看着有的同学被父母用自行车接走，有的奔向路边的卖部，晓光会默默地拉紧肩上的书包带，加快脚步，走向那条熟悉的、通往青瓦巷的路。她知道，路的尽头，那个低矮的家里，有等她回去的温暖。
新的学年，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老师，也带来了更清晰的身份认知和更沉重的心理负担。晓光像一株生长在岩石背阴处的植物，一方面努力伸展枝叶去够触高处的阳光（知识和成绩），另一方面，又将根须更深地扎进贫瘠的土壤（家庭的责任与爱），从中汲取着支撑她继续向上的、混合着苦涩与甘甜的独特养分。她的课桌下，藏着的是一个十岁孩子过早体会到的生活重量，和一份与之相伴而生的、沉默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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