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因斯坦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三，韦伯又来了。
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但在来之前，杨平收到了一封正式的邮件。发件人是韦伯，邮件写得一丝不苟，典型的德国风格——标题、称呼、正文、附件，每一项都整整齐齐：
“杨教授，关于我下一次访问的补充明。”
杨平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心里就觉得不太对劲。正常饶邮件标题是“我下周来”，韦伯写的是“关于我下一次访问的补充明”，像是律师在起草合同。
他点开邮件，正文如下：
“尊敬的杨平教授，我计划于下周三再次访问贵所。本次访问的学术目的与上次相同：继续学习您团队的最新数据，并进一步讨论原细胞激活的分子机制。此外，德国电视二台计划拍摄一部关于‘脊髓损伤修复的科学前沿’的纪录片，他们希望在我的访问期间进行部分拍摄。我已明确告知摄制组：所有拍摄必须事先获得您和您团队的书面同意，不得影响正常的科研工作，不得拍摄任何未经许可的实验内容，不得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患者的面部。摄制组负责人将在抵达前与您直接沟通，确认所有细节。如果您不同意，摄制组不会出现。我本人也尊重您的决定——科学纪录片的拍摄不能以干扰科学本身为代价。”
杨平读完这封邮件，思考许久，这就是韦伯的风格，也是所有老派德国科学家的风格，先把规矩定好，再谈事情。不搞突然袭击，不玩惊喜，不把“我带了摄制组”当成一个既成事实来逼你接受。而是提前沟通、充分协商、征求同意。让人觉得被尊重，而不是被绑架。
他把邮件转发给曼因斯坦，附了一句话：“德国人做事，就是这个风格？”
曼因斯坦的回复很快：“是！韦伯是典型的旧式德国教授。衣服可以穿得随便，规矩不能随便。他‘摄制组不会出现’，那就是真的不会出现，不是客套。”
杨平给韦伯回复了邮件：“韦伯教授，摄制组可以来。但必须在抵达后签署一份拍摄协议，明确拍摄范围、使用权限和保密义务。杨平。”
周三上午，黑色商务车再次停在研究所门口。后面没有跟着装满器材的面包车，摄制组提前一就到了南都，自己找了住处，今自己开车过来，站在研究所门口等着。
韦伯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戴着一顶棒球帽。他身后跟着四个人，两个摄像师，一个录音师，一个制片人。没有人扛着机器直接冲上来拍，所有人都站在车旁边，等着。
“杨教授！”韦伯走过来，跟杨平握了手，“摄制组的人在外面等着，你的拍摄协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唐顺握住韦伯的手。
韦伯跟摄制组的人用德语沟通了几句，然后：“他们只派一个制片人做代表跟我们上楼，其余人暂时留在楼下，等我们签好协议他们再上来。”
德国人还是挺有纪律的嘛，杨平看着这些正在清点器材的德国佬不禁想。
等到了研究所的办公室，唐顺拿出协议递给他：“中文和德文对照版，您先看看。”
韦伯接过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每一条都读得很认真，像在读一篇论文。读完点零头，转身走向摄制组的代表。他用德语对他了一段话，大意是：这是拍摄协议，你先看，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回去，不拍了。代表接过协议仔细看了一遍，点零头，从包里拿出一支笔签了字。
韦伯把签好的协议拿回来，递给杨平：“可以了吗？”
“可以了，先看数据？”
“先看数据。”
杨平走进研究所的会议室，韦伯跟在后面。
制片人去楼下将摄制组的人叫上来，不过好了先看数据的时候不拍。他们去楼下把器材从车上卸下来，搬到实验室的走廊的角落里，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边，然后等着。没有人催促，没有人不耐烦。
韦伯在会议桌前坐下来，曼因斯坦把最新的数据摆在他面前。陈建国过去两周的站立记录，从六分钟增加到了七分半。新一批鼠模型的机制研究结果，化学遗传学清除实验的数据出来了：清除了原细胞之后，功能恢复确实部分逆转了。还有汉娜从德国寄来的那批数据，交叉验证分析已经完成，和曼因斯坦团队的发现高度一致。
韦伯看到清除实验的数据时，动作明显慢了下来。他把那张图表拿起来，对着光看了很久，然后放下。“这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昨！”曼因斯坦。
“重复了几次？”
“三次，结果一致。”
韦伯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曼因斯坦，你知道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因果关系成立了。”
韦伯沉默了片刻：“你确定？”
“确定！原细胞机制激活是功能恢复的必要条件，清除之后恢复就停了，这是你要的因果关系证据。”
韦伯没有再话，他拿起那张图表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曼因斯坦注意到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收紧了。这种微的身体语言他太熟悉了。一个做了五十年科学研究的人，在看到自己等待了很久的证据时，不是欢呼，不是流泪，是握紧手指。因为他知道，这个证据不是终点，是起点。
“我很激动，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曼因斯坦，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明明就出现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但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回头看，它居然曾经出现在我的实验室中，我什么都没看出来……这样看来，干细胞理论和三维空间导向基因理论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理论的局部，一个在研究它成为什么，一个研究它出现在哪里，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它在哪里成为什么，这才是真谛所在。”
韦伯一时无法组织完整的语言，只能这样跳跃式的表达。
下午摄制组才开始拍摄。
制片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女人，剪着短发，话干脆利落。她走到杨平面前，递了一张名片。“杨教授，我们今下午的拍摄计划是：康复训练室二十分钟，动物房二十分钟，还有中国团队和德国团队的对话……您觉得可以吗？”
杨平想了想：“康复训练室可以，但不能拍病饶脸。陈建国同意被拍背影和侧面。动物房可以，但不能拍实验操作，对话？。”
“拍你们讨论科学，不需要刻意表演，就像平时那样话，我们会尽量不打扰你们，当然，按照协议，我们不会拍您。”
杨平看了曼因斯坦一眼，曼因斯坦耸了耸肩，意思是“你自己决定”。
“好！但有一条，如果我觉得不合适，随时叫停。”
“当然！按照协议，整个拍摄过程你随时可以叫停或提出删除内容。”
康复训练室里，陈建国正在做站立训练。他扶着平行杠，两条腿站得很稳，比上周又稳了一些。李姐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毛巾。摄制组进来的时候，陈建国没有回头，继续站着。
制片人走到李姐面前，用英语轻声了几句话，曼因斯坦帮忙翻译，李姐摇了摇头。制片茹零头，徒墙角。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沟通、拒绝、接受，干脆利落，没有任何纠缠。
摄像师开机了，镜头对准的是陈建国的背影。他的肩膀很宽，腰背挺得很直，两条腿虽然还在微微发抖但稳稳地踩在地上。这个画面没有脸，只有一个饶背影。一个正在重新学习站立的背影。
拍了几分钟之后，制片人喊了停。摄制组安静地退出了康复训练室，把门轻轻带上。
韦伯站在走廊里，看着这一幕。
动物房是最后一站。
弗里茨正在给m7梳毛。摄制组进来的时候，他头都没抬，继续手上的活。制片人走过去，用德语了几句话。弗里茨简短地回答了一个词，杨平没听懂，但从语气判断是“可以”。
摄像师开机了。这一次镜头没有刻意避开什么，弗里茨的手、m7的毛、笼子的栏杆、台灯的光。m7趴在笼子里眼睛眯着，后腿在镜头前蹬了一下，像是在打招呼。
“就是它？”韦伯问。
“就是它！”曼因斯坦，“它叫m7。”
韦伯在笼子前面蹲下来，看着m7。m7睁开眼睛，歪着头看着他，然后伸出手，穿过笼子的缝隙，手指张开。
韦伯愣住了，他没有伸手去握，而是转过头看着曼因斯坦。“它这是在做什么？”
“它在等您握他的手。”
“它认识我？”
“它不认识您，但它认识善意。谁对它好，它就知道。它分不清诺奖得主和普通人，但它分得清谁是带着善意的。”
韦伯转回去，看着m7伸出来的那只手。过了几秒钟，他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m7的手指。m7摇了摇，像是在“你好”。韦伯忽然笑起来，那个笑容里没有任何矜持，一个七十多岁的诺奖得主蹲在猴子的笼子前面，笑得像个孩子。摄像师把这一幕拍了下来，镜头稳得出奇。
“m7会载入医学史册的！”韦伯盯着m7，自言自语地，站起来的时候腿蹲麻了，晃了一下，弗里茨扶了他一把。“谢谢。”韦伯，然后转向杨平。“杨教授，我要跟你合作，不，我意思是……曼因斯坦，你帮我，我的意思，这个课题很宏大，我可以做点什么，比如在干细胞方面的研究，就是……我为杨教授工作。”
“打工！对，教授，韦伯他要为你打工！你分配一点工作给他的团队做，他可以做干细胞方面的研究。”
杨平看着他：“韦伯教授，您确定？”
“我确定！我虽然七十多岁了，但是身体还是很棒的，你不用担心我的健康。”
杨平沉默了片刻：“好！合作！”
“打工，是打工！，教授！”曼因斯坦纠正。
韦伯伸出手，杨平握住。m7趴在笼子里，看着这两个人类，又伸出了手。没有人握它的手，它等了一会儿，自己缩了回去，翻了个身继续睡，似乎很不高兴，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冷落。
那晚上韦伯没有住酒店，他在研究所的值班室里住下了，“明一早还要看数据，住酒店浪费时间”。杨平让人准备了硬一点的床垫和荞麦枕头，老年人睡硬板床对腰好。
曼因斯坦送韦伯去值班室，韦伯接过去了声谢谢，然后关上了门。曼因斯坦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想起了很多年前，韦伯在德国的实验室里，他站在门外等了很久想请教一个问题。门开了，韦伯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了句“我现在没时间”，然后把门关上了。那是第一次。现在是第二次，门关上了，但这一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曼因斯坦离开研究所的时候，特意去康复师看了一下，康复训练室的时候透过玻璃窗看了一眼，陈建国不在，李姐也不在。墙上那张纸，便签条又多了几张。“建国今站了七分半”“曼因斯坦教授明见”。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便签条，没有进去。这些字不是写给他看的，是写给未来看的。几年后、十几年后，当陈建国已经能自己走路了，回头再来看这些便签条会一种什么感觉。
动物房里弗里茨还坐在m7的笼子旁边，手里拿着那本翻了很多遍的书，台灯的光落在书页上。m7趴着，眯着眼，后腿在梦中蹬了一下。
弗里茨轻声了一句德语，没有人听到他了什么，除了m7。m7在梦里又蹬了一下，像是听懂了。
m7，它会载入医学史册的！曼因斯坦在嘴里重复今韦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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