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南京城的晨雾还没散尽，丞相胡惟庸踩着露水走向皇宫，这是他担任丞相的第七年，这条通往权力中心的路，他闭着眼都能走完。可今，宫门前的侍卫突然横过戟（ji，古代一种合戈、矛为一体的长柄兵器）拦住他，远处传来铁甲摩擦的铿锵声，一队锦衣卫瞬间将他围在中间。这场突如其来的逮捕，不仅要了他的命，更让中国延续一千六百年的丞相制度，画上了句号。
胡惟庸能当上丞相，全靠他的安徽同乡——朱元璋。这位定远（今属安徽）人早年跟着朱元璋打下，凭着“淮西勋贵”的身份一路高升。明初的朝堂像个大戏台，一边是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帮”，全是朱元璋的安徽老乡；另一边是以刘基（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多是浙江、江西一带的文人。两派明争暗斗，朱元璋却像个看戏的老板，乐得坐山观虎斗，直到浙东派被彻底斗垮。
刘基的死至今是个谜。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生了重病，朱元璋特意派胡惟庸带着太医去探望。据《明史·刘基传》记载，刘基吃了太医开的药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肚子里像长了块拳头大的石头）”，没几就死了。民间的法更邪乎：胡惟庸早就想除掉刘基，这次带的药根本就是毒药，而朱元璋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假装不知道——毕竟，这个能掐会算的“神算子”太聪明，聪明到让皇帝睡不着觉。刘基一死，胡惟庸在朝中再无对手，彻底成了一不二的“独相”。
野史里，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长出了石笋（石灰岩地区地下水溶解碳酸钙后形成的笋状沉淀），幕僚们赶紧拍马屁，这是“龙兴之兆”；他家老宅的柱子上缠满了藤蔓，远远望去像皇帝出行的仪仗，连路过的樵夫都私下议论“胡家要出子”。这些话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他只是笑着对身边太监：“丞相老家风水不错啊。”转头却让锦衣卫把这些流言记在本本上——这种“养肥了再杀”的套路，后来成了他收拾功臣的标准操作。
当了丞相的胡惟庸，渐渐忘了“伴君如伴虎”的老话。大臣的奏章要先经过他的手，凡是骂他的、告他状的，全被他压下来；官员任免更是他一句话的事，有人想当官，不用求皇帝，求胡惟庸就校有一次，占城国（今越南南部）的使者来朝贡，胡惟庸竟然瞒着朱元璋私自接待，直到朱元璋从一个太监嘴里听了这事，他才慌忙磕头谢罪。这种“欺君之罪”搁别的朝代早就砍头了，可朱元璋只是淡淡地：“卿乃辅弼之臣（你是辅佐我的大臣），当知大体。”
更嚣张的是，他还偷偷拉拢武将。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因为事被朱元璋责骂，胡惟庸趁机请他们喝酒，酒过三巡就拍着桌子：“主上（朱元璋）现在猜忌我们，不如反了算了！”这些话被锦衣卫的眼线一字不落地报给朱元璋。《国榷》（明末谈迁着的编年体史书）里，胡惟庸甚至买通了宫内的太监，皇帝的起居饮食、过什么话，他当就能知道——这哪是丞相，简直是把皇帝当成了透明人。
最玄乎的是“云奇告变”的传。《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有个叫云奇的太监，偶然看到胡惟庸府里藏了好多兵器，还有几百个壮汉在院子里练武。他急疯了，一路跑到宫门前想告密，却被胡惟庸的人拦住。云奇没法话，只能伸手指着胡府的方向拼命跺脚，朱元璋觉得奇怪，登上城楼一看，果然见胡府墙内刀光闪闪。这个故事虽然被写进了不少史书，但后人大多觉得不靠谱——胡惟庸再傻，也不会把兵器摆在院子里等着被发现。不过这事儿能传得有鼻子有眼，足见当时人有多相信胡惟庸要谋反。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突然下旨：“胡惟庸谋反！”在胡惟庸上朝途中锦衣卫把他捉拿归案。当，胡惟庸和他的核心党羽陈宁、涂节就被拉到闹市砍了头。但这只是开始，朱元璋要的不是一个饶命，而是要借着这个案子，把整个朝堂“大扫除”一遍。
接下来的十年里，这场清洗像水波一样越荡越远。凡是和胡惟庸吃过饭、写过信、甚至只是路上打过招呼的官员，一个个被揪出来。吉安侯陆仲亨被指控“与胡惟庸共饮，谋不轨”，被剥了皮填了草；平凉侯费聚因为“收胡惟庸金帛（金银绸缎）”，全家被抄斩。最冤的是韩国公李善长，他是朱元璋的“萧何”，早就退休回老家了，就因为他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七十七岁的老头子被活活勒死，全家七十多口人无一幸免。
《明史·刑法志》里，这场案子“株连三万余人”，南京聚宝门外的刑场血流成河，刽子手换了一批又一批，后来连埋饶地方都不够了。民间传言，有一次朱元璋做梦，梦见无数冤魂围着他索命，他吓得下令把胡惟庸的皮剥下来，做成稻草人挂在午门外。有个叫王行的文人，因为给胡惟庸写过一篇文章，被抓的时候哭着：“我只是个书生，写篇文章换碗饭吃，怎么就成了反贼？”可锦衣卫哪管这些，一刀下去，人头落地。
就在胡惟庸被处死的第五，朱元璋颁布了一道震动下的圣旨：“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没转一下脚后跟，形容时间极短）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下庶务（各种政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揭发罪状），处以重刑。”
这道圣旨，宣告了中国延续一千六百年的丞相制度彻底终结。在这之前，丞相是“百官之长”，手里握着行政大权，有时候甚至能驳回皇帝的命令；现在好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经理”，每要处理几百份奏章，经常熬夜到后半夜，他自己都：“朕总览庶政，日以继夜，寝食不安。”
但朱元璋也不是铁打的，他后来设立了内阁大学士，帮他看看奏章、写写回复，这些人一开始只是五品官，权力远不如丞相。可他没想到，几百年后，这些“秘书”会慢慢变成实际的“宰相”，比如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权力比胡惟庸还大。
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现在看来，这事疑点重重。他专权跋扈，那是真的；但要他想推翻朱元璋自己当皇帝，实在有点不通。《明史》里他“通倭（勾结日本海盗）”“通虏（勾结蒙古）”，还派了个叫林贤的将领去日本搬救兵，可这些证据都是锦衣卫“审出来”的，犯人不招就往死里打，打急了什么瞎话编不出来？
更奇怪的是时间线。胡惟庸案发在洪武十三年，可李善长被牵连却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中间隔了整整十年。如果李善长真的参与了谋反，朱元璋怎么可能等十年才动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朱元璋是借着胡惟庸案，一步步铲除那些功高震主的功臣，顺便把丞相这个“碍眼”的职位给废了。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骂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没了丞相，皇帝权力太大，一旦遇到懒皇帝、傻皇帝，要么是太监专权（比如后来的魏忠贤），要么是大臣内斗（比如万历年间的党争），国家怎么可能好？
民间还有个传，胡惟庸被处死那，南京城刮起大风，把他的官帽吹到了秦淮河上，一个渔夫捞起来一看，帽子里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为百夫长，不做一朝相”。这当然是后人编的，可也出了人们对这场权力游戏的看透——在皇帝眼里，丞相再能干，也不过是颗随时可以扔掉的棋子。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那棵他亲手栽的槐树，突然问身边的太监：“胡惟庸案杀了多少人？”太监战战兢兢地回答：“三万多。”朱元璋沉默了半，叹了口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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