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地起家：“北地枪王”的崛起之路
东汉末年，武威祖厉（今甘肃靖远），张绣凭借“善使长枪，晓畅兵事”在西凉声名鹊起。《三国志》称其为“骠骑将军张济从子”，早年随叔父张济征战关中，因“每战先登，斩将搴（qiān）旗”（每次作战率先登城，斩杀敌将并夺取军旗），被羌胡部落称为“北地枪王”。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之乱后，张济与李傕（jué）、郭汜（si）合兵攻破长安。张绣在军中初露锋芒，《典略》记载其曾率千余骑“夜袭马腾营，斩级数百”。但建安元年（196年），张济因攻穰（ráng）城战死，张绣接管其部众，依附荆州牧刘表，屯驻宛城（今河南南阳），成为南阳盆地的一股割据势力。
二、降曹之谋：利益与危机的权衡
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南征宛城。张绣自知势弱，在谋士贾诩（xu）建议下，“率众请降，操执绣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三国志》）。（张绣率领部众请求投降，曹操拉着他的手设宴欢庆，并为儿子曹均娶张绣之女为妻。）
然而，曹操却犯了致命错误：他纳张济之妻邹氏为妾，引发张绣不满。《傅子》记载，贾诩向张绣献策：“曹之轻将军，以将军之众未附也。若诱其亲兵，夺其精锐，将军危矣。”（曹操轻视将军，是因为您的部众尚未完全归附。若他趁机拉拢您的亲兵、夺取精锐，将军就危险了。）
张绣遂用贾诩之计，谎称“移屯防地”，突然反叛。《三国志》载：“绣掩袭操营，操出战不利，中流矢，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张绣突袭曹操大营，曹操战败，被流箭射中，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被杀。）这一战，成为曹操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败绩之一。
三、复降之谜：乱世中的反复抉择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曹操对峙官渡前夕，张绣面临再次抉择。袁绍遣人招降，贾诩却当众驳斥：“袁本初（袁绍）连兄弟（指袁术）不能容，而能容下国士乎？”（袁绍连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会容纳下贤才？）
转而劝张绣降曹，理由有三：“夫曹公奉子以令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曹操奉子号令下，此为应降的第一理由；袁绍势大，我们以少量兵力归附，他必定不重视；曹操势弱，得到我们必定欣喜，此为第二理由；有称霸下之志的人，定会放下私怨，向四海彰显德行，此为第三理由。）
张绣最终听从建议，再次归降曹操。曹操果然“执绣手，拜扬武将军”，仿佛宛城之仇从未发生。
四、野史余波：“贾诩献计”的民间演绎
民间对张绣的评价，多与贾诩绑定。元代《三国志平话》演绎宛城之战时，加入“贾诩夜观星象，见将星犯主，故劝张绣反”的神化情节。而在明清书人笔下，张绣被塑造成“有勇无谋，全赖贾诩”的形象，甚至衍生出“贾诩三步棋”的法：
1. 劝降曹操，保存实力；
2. 反戈一击，立威扬名；
3. 再降曹操，谋定后局。
更荒诞的野史见于《搜神记》：曹昂死后，其魂魄“常现宛城故地，持剑索命”。民间借此传，暗讽曹操“好色误国”，也暗示张绣降叛背后的道德困境。
五、历史启示：乱世生存的悖论
张绣的反复降叛，本质是乱世中军阀的生存策略。在袁绍、曹操两大势力夹缝中，他既无争霸下的实力，也缺乏政治理想，只能以“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傅子》评价贾诩劝张绣复降曹操的决策：“良、平之奇，不过于此。”（张良、陈平的智谋，也不过如此。）
但这种生存智慧也暗藏危机。张绣虽在官渡之战中立功，封“破羌将军”，但《魏略》记载：“五官中郎将（曹丕）因怒谓绣曰：‘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绣心不自安，乃自杀。”（曹丕愤怒地对张绣：“你杀了我的兄长，怎忍心坦然面对我？”张绣内心不安，最终自杀。）
这一结局，印证了乱世职降叛者”的宿命：即便能凭智谋暂时苟全，却始终难消猜忌与仇恨。正如《三国志》所评：“张绣舍战亡之隙，委附太祖，列于功臣，可谓知机。”（张绣放下仇怨归附曹操，位列功臣，可称懂得审时度势。）但历史证明，在权力的游戏中，“知机”或许能保命，却难换得真正的信任。
结语
张绣的宛城之变，是乱世中人物命阅缩影。他在降与叛之间反复权衡，既非忠义之士，也非奸佞之徒，不过是试图在夹缝中求生的军阀。他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道德与信义往往让位于利益，而所谓的“反复无常”，或许正是弱者无奈的生存选择。当曹丕那句质问落下，张绣的自杀不仅是个饶悲剧，更是一个时代道德崩塌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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