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年本欲发难，不想偷鸡不成蚀把米，常委中除了一个市委秘书长外，其他人挑明改弦易辙、全跟了曾家辉。他是羞愤交加，一张老脸无地自容，干脆以生病为由，上京城躲了开去，这一就是半个月，是人不露面，情况也无人知悉，长丰市的大事情他也懒得过问了，反正过问也是无法如愿，索性全丢给了曾家辉。
曾家辉虽然无心把持这个大局，但也这样也有利于改革试验进程，有事自然会责无旁贷地接着，工作方面岂敢稍有懈怠，这是政治而非儿戏，事关长丰全局、事关百姓生计。
蒋百年要躲，并不代表他不当市委书记，曾家辉不失时机的打了个电话给蒋百年，将自己的位置摆正。请示道：“蒋书记，长丰市几个县的社会治安、干部作风都存在严重问题，不治其害将亦深，您看是不是回来开个常委会，研究一下如何采取措施，整顿与防备兼而治之，营造真正意义上的长丰安定和谐环境。”
“你在家主持工作，不用请示我，该开什么会、该研究什么问题，自己定就是了。”蒋百年没好气的完，就挂上羚话，他清楚开常委会自己也没了话语权，何必自取其辱，心中自然是充满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愤懑。
大局当前，工作为重，曾家辉也就不谦虚了，走了应该的请示程序，当仁不让地打电话给市委秘书长冯咬金。道：“冯秘书长，明上午9点召开市委常委会”
“恩。好的。”冯咬金无可奈何，市委秘书长的职责就是为市委服务，生就是要为市委领导服务的命，蒋百年有躲的本钱和资格，自己却是想躲也躲不了啊。不由在心中狠狠地怨怒了蒋百年一回：你得势的时候，把兄弟伙们呼来喝去，现在失利了就自顾自躲开了，顺带连个挡箭牌都不给一个，缩头不顾尾，看你今后还要不要人？
这也难怪，蒋百年拥有绝对权力的时候，总是对那些追随者习以为常，视之为理所当然，以为像私人用品一样，可以让它永远不会离自己远去，久而久之，习惯了命令，习惯了指示，却忘记了关心与呵护，忘却了人性中最纯洁的一面。
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需要爱惜，每一份工作都需要体现公平正义，都需要用发展效果来回报。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一直围绕在自己身边的诸候们也会有疏远离开的哪一。此时的他，躲到了一个自以为可以放松的地方，却不想也躲开了这个一直跟随自己左右、不离不弃的市委秘书长。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
此时的冯咬金，也有了一个清醒地认识，真正的政客，应该在遇事之时，看清在哪里干、跟着谁干，这才能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淋漓尽致的展现其才华。
心念虽动，但心中并无底，自己如果向曾家辉靠过去，人家收不收人、会不会要还成了问题！
冯咬金征集了常委会的相关议题，又通知各常委参加会议的时间，犹豫再三了一番，最后还是抹下脸，过来向曾家辉报告了会议安排的情况。
他这的态度虽然很端正，但曾家辉并没有给冯咬金什么好脸色，痛打落水狗固然不可取，但对这种不识时务、助纣为虐的市委秘书长，何需虚情假意，爱憎分明才是英雄本色。
曾家辉听了冯咬金的情况报告，又看了看议题单子，在上面签了个“可。”就开始看起了桌子上的文件，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意思不言而喻，冯咬金该走了。但他并未知趣地离去，站立良久，还是开口道：“曾市长，您能给点其他工作指示吗？”
曾家辉继续看着文件，却见冯咬金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半响才道：“如果非要指示的话，就指示你一回，去读一读《襄阳记》吧”。
“好。一定按你的指示细读。”
冯咬金平常不爱读书写字，对许多古典名着都不熟悉，他走出市政府大楼，边走边想《襄阳记》会是什么书呢？加快脚步，赶回办公室立即上网搜索，终于找到了，原来是三国人物方面的着作。
看了许多章节，还是有些不明其义，只好仔细地读下去。《襄阳记》中：郑庄公时，同父异母的共叔段要谋反篡位，庄公开始表现的无动于衷，但暗地里密切注视着共叔段的动向，当他确知共叔段己准备妥当之时，觉得己找到诛灭共叔段的合法借口，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囚禁了武姜氏，并将共叔段诛灭。
由此可见，能够准确地识别时机的转换，是英雄创业的基本素质。圣人之所以能永垂不朽，就是能把握时机的变化。所以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计划上，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讲求适应环境的策略，只是一味固守己见，绝对是要失败的。
特别是当冯咬金看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他心中是豁然开朗，古人识时务者为俊杰，自古雄才大略之人皆能顺应时势而成大事，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兵法战法应该“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这也就是“造势”的奥妙所在。
一书警醒梦中人，冯咬金算是明白曾家辉的意思了，顺大局、造时势、做俊杰，他不由为曾家辉的气势所惊，更为曾家辉能用读书这样巧妙的方法启发自己顺势而为，佩服得是五体投地。
理解了，自然知道怎么做了。可惜的是蒋百年，一场养病的假戏，真将自己演变成了光杆司令。
掌握时机永远是政治家的智慧体现。曾家辉懂得在什么时候实施自己的计划，什么时候又欲擒故纵，这些都是智慧。有时，等待的结果是养虎为患，而有时，等待则是成功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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