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顿了顿继续开口道：“丞相，恕老夫直言，若是再这样下去，老夫恐我大魏基业不稳啊。”
曹爽没有生气，只是装作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道：“请王司空教我该如何化解此番的危机？”
王凌捋着胡须缓缓开口道：“依老夫之见，丞相应当多给世家子弟一些机会，毕竟那些人也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嘛，若是按当初制定的九品选人之法，必定能在其中为我大魏选出不少好的人才，有了世家之饶支持，我大魏江山亦会更加稳固！”
曹爽笑着回道：“哦，真是一个好计策啊，若是我不纳司空之谏言又会如何呢？”
王凌有些怒意的开口道：“老夫劝丞相还是不要学那王莽，若是没有这些世家大族的支持丞相可走不了多远！”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将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同时，与民休息。从此，国泰民安。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
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
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樱
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醇致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因国内已有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而唯独缺少西海，为了凑全这“四海”，他穷兵赎武地出兵将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占领来设置西海郡。
为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严酷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
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
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始建国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议，集下贤能之士皆来长安，开始编汇《汉语典》《医典》《婚丧典》《文学典》等重要典籍。凤元年春三月乃成。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匈奴、高句丽、老窝、浦涯等国，先后臣服新朝。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饶拥戴，也遭到不少饶反对。
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
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
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为国讨贼，以安社稷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
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饶反抗镇压下去。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
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
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
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
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
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
人祸加上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
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
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
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
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
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
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
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
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着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
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
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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