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万日元的物资消耗和24饶伤亡，甚至还比不上日军一个师团进行一次实战演习的消耗和伤亡指标，而获得的利益无异于中了几十个超级大奖。
日本政-府当初不支持日军的行动，就是怕引发中日长久的战争，从而将已经面临破产的政-府财政彻底推向深渊。
但现在，相当于政-府没花一分钱，就得到那么多的土地、资源和钱财，只有脑残聊人才会坚持反对。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和民众马上就转而支持日军的行动，并将占领和统治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下一步发展的国策。
而现在，长城抗战实际上以中国方面的再一次失败而告终，中日在新一轮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作为失败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实际上只能默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答应日本人提出的条件，承认包括昌平和通县在内的冀东22个县为“非武装区”。
所谓非武装区，其实就是中国方面不得驻军，也不得设置军事防线，而日军实际上并不受此合约的限制（你想限制也没这个能力），等于是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
在此情况下，如果几年后，已经逐步蚕食到北平和津城下的日军官兵，再次挑起事端，甚至有很大可能就直接进攻平津两城，你打还是不打？
现在，校长听了周文这么详尽的分析，开始倾向于周文的判断。
也就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已经不在于日本政-府想不想打，而是日本在华北的驻军想不想打？他们会不会就如九一八事变那样，找个借口就发起进攻？
这个时间就会比之前预判的7至8年的时间要大幅缩短，不可预测性也大幅增加。
那么，问题就来了，即使中国方面在几年后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难道还能对日本继续退让吗？
比如，让出北平和津？让出华北平原？
校长自己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退让了，如果连北平和津这样的中国核心城市都要拱手相让给日本人，那么，先不担负历史骂名的问题，就是他这个国家首脑的位置能不能保住都是两。
而且，一步步的退让就必然助长日本饶野心，都不知道徒哪里才是尽头，难道还要徒崖州去集体跳海吗？
所以，校长知道，下一次，日军如果再次挑起事端，中国军队必然要奋起抗击，随着双方不断增加军队的投入，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
考虑到这些，校长马上就有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福
他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周文，斟酌了一下，就徐徐开口问道：“依你的分析，你觉得未来中日之战，我们会是胜利的一方吗？”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缠绕在校长心里很久了，而且他也问过了不少幕僚和军中的有识之士。
按道理，作为一国首脑，这个问题他只会问那些比较亲近的幕僚和资深的军事专家，而不是如周文这种资历尚浅的年轻军官。
但经过周文刚才很有见地的分析，此时的他再也不会看眼前这个年轻人了，而是将他当做了一个具有一定战略眼光，能够给自己提出很有建设性意见的专家级人物。
而且，之前他虽然也得到了很多军事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肯定答复，但是，都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分析依据。
对此，他也想听听周文的意见。
对这个问题，有着两世记忆的周文早有腹稿。
而且也正好是他想找机会向校长陈述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当然，也只能是——持久战。
要知道，中国民国历史上，有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过和意识到，与日本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就是持久战的慨念。
但是，对于持久战的具体实施和战略方略，却是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或者是一个清晰的思路。
直到四年之后，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民国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于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着集《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开始系统描述持久抗战的方略。
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先生虽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战争发展进程，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而且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百里先生已经预见到，中日战争必然是残酷而持久的，而中国由于与日本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战争初始也必然会节节败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会丢失大量的国土。
但是，我们就是不跟你讲和，就是不跟你谈判，就是要拖死你。
而校长和民国政-府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虽然也有过彷徨，有过动摇，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战略方略，将日本拖进中国战场的泥潭不能自拔。逼得它最后只能转向东南亚跟英美开战，最终导致失败。
但是，在《国防论》中，百里先生只是讲到持久战的方略，但是并没有明中国为什么会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依据。
只有到了抗战爆发一年之后，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位伟人老人家，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条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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