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意图夺占关中，意图割据，让赵昺有些手忙脚乱，却也并不意外。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蒙元的覆灭，会引发一系列的混乱。他原本的对策是坐山观虎斗，任盘踞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诸势力争斗。待中原稳定，蒙元各方旧势力斗的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出兵塞外平定西北，完成统一。
现在汪氏的突变可以让赵昺的计划出现了变数。而不意外，因为从历史规律上来看，王朝的更替，旧有的统治秩序的崩溃，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统一局面也迅速解体，从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当然这种局面的产生也非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笔，过去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集体爆发出来。现下蒙元政权出现崩溃的迹象，也是因为内部问题长期积郁得不到解决，又逢大宋北伐的胜利，兵临都城之下，遭遇灭国之危的契机，各种矛盾便迅速激化，秩序解体。
赵昺以为蒙元在政治上首先出现了严重问题。蒙古的权力继承初期实挟幼子继朝和‘库里台大会’并行的制度，造成了以后政治上的混乱。
成吉思汗将汗位传给了窝阔台导致幼子继承制被打破，引发了后世子孙对汗位不择手段的争夺；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胜出后，引入汉法，欲采用嫡长继承制，又引发了内部的混乱；在其死后真金继位，但在内外压迫下没干几年就一命呜呼，其临终又打破嫡长刚刚实施的嫡长制，传位给幼子铁穆耳。
这些导致蒙古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产生混乱。而中央政权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令往往朝令夕改，当权者年年生变，地方藩王豪强拥兵自立，中央权威几乎不存。且地方旧有权力分配不当的隐患也随之暴露无遗。
蒙元地方行省强的时候可以对抗中央，弱的时候无力镇压内部起义。加上达鲁花赤制度和札鲁忽赤制度，严重影响地方行政效力，地方豪强如盐商、宗族、匪帮等等割据自立，也形成当下地方割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其次蒙元经济政策的缺陷导致了财政崩溃，进而影响到了汗位的稳定，使得草原势力与中央政权间的离心力增加。而忽必烈制定的‘赐赉制度’可谓是罪魁祸首。
当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征战四方劫掠的财物和占据税收极大部分的税赋也输送到此。忽必烈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后，库里台大会的主要王公们在留守草原，为了拉拢这些王公贵族，每逢登极、亲政、万寿、徽号、配享、升祔、册立、军功、婚丧等等，不管是哪种名目之下都是要给这些王宫贵胄赏赐。
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时期往往都有雪灾、旱灾，为了保持龙兴之地的稳定，元朝几乎每年都要赈济留守族民，保证他们相对富裕的生活。如此极大的加重了朝廷财政负担，而随着江南这个大钱包的丢失，元廷再无力供养草原们的权贵，赈济族民。吃滑了嘴的人们，突然被断了奶，加剧了本就已生的嫌隙，当然对朝廷和大汗心生不满，也不愿再效忠。
此外就是信仰上的混乱加剧了思想上的分裂。蒙古各部原先信奉的是萨满教长生，铁木真时期全真道长丘处机七十四岁高龄远赴西域劝止杀为善，也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元朝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盛时期。
乃真后信奉佛教，随后引发佛道辩经，得胜的佛教成为蒙元主流，一度甚迫使得道之人改信佛教，并焚烧道教经典。而后佛教引发红黄教争，又将高层牵扯进教派冲突当郑思想极其的混乱，使得汗位争斗往往牵扯上教派争斗。
大量中亚和阿拉伯人又带进来***教，景教、拜火教、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都大量传播，教派管理却是一片混乱。元朝中央一直犹犹豫豫，时而给与合法地位甚至封赏，时而坚决打压消灭。特别是儒家也被元朝政府视为宗教，管理模式参考佛教。孔子的地位上升了，但儒生地位大大下降。
蒙元因为采用怯薛入朝和官吏互通的选官制度，官员大多数没有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难有所觉悟。汉地所有的下为公一类思想在官员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力，间接造成官员素质的下降。而儒家致仕之途断开，大量人才囤积在地方豪强当中，又间接造成人才流失，地方势力做大等诸多弊端。
所以赵昺以为当下蒙元在面临灭国之危，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朝廷与地方的离心力滋长，本就势衰的中央集权再度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也随之突出出来，而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凸显，从而使蒙元呈现出分裂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的版图恰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
所以在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然屏障。导致中国历史上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向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
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而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地理形势如此，也就造成中原四面均能受敌，可谓是四战之地。所以纷乱之初，中原注定是一个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乱、动荡和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汇聚之地。
从而使得在历史上形成一个规律，从治到乱，形势是由中原分散四方，使得占据中原之地者常难，反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只需走出四角就能摆脱偏霸局面，进取中原以争下。
在历朝历代群雄争霸之时，若东西方相对峙，则大体上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簇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绝成皋之道，下不通’则是通行的看法。
而从中国地理大势来，东、西对抗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因此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现在大宋对蒙元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争夺中原的控制权，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北之争。大宋的军事重心也就放在中原地带，导致西北方向兵力相对薄弱。而此时大都未破，汪氏却气势汹汹的西来，迫使大宋两线开战，实实在在的给赵昺出了个难题。
赵昺尽管对汪氏这个人恨的牙痒痒，但也不得不佩服汪氏一族的精明。其出身汪古部，是镇守甘陇地区的大将，后见蒙古崛起，金朝势微，便转投蒙古，为其南征北战立下大功，成为蒙元世侯家族之一，仍受封于家族世居之地。
蒙元见世侯权力愈大，有威胁到自己的能力，忽必烈便着手打压诸汉侯，削夺其权。在诸多汉侯兵权被夺的情况下，汪氏却会搞事儿，不惜养寇自重，保住了自己的世侯。而在大宋进取川蜀之时，与欲将势力范围扩张到蜀地的汪氏发生冲突，并给予其重创。
入川的宋军将汪氏势力逐出蜀地后，又与汪氏打了几仗，其屡战屡败，放弃了汉江以北地区，并与大宋暗中达成互不侵扰的和议，还表达了自己归宋的意思。而此时赵昺无意染指西北，且川蜀刚刚收复，也不想继续用兵，双方便也相安无事，其得以保全。
后来，汪氏借此在大宋首次北伐中按兵不动，两面讨好，还试图插手蒙元汗位之争。可惜的是汪氏压错了宝，铁穆耳胜出，并要削其爵位，夺其兵权。汪氏又赶紧上下活动，再三表示忠心，加之铁穆耳继位不久，也忌惮其的势力，便借坡下驴收了手，使其又逃过一劫。
但是经此事后，与朝廷嫌隙愈深，生了异心，开始暗中网络周边势力，壮大自身实力。而对大宋则百般忍让，维持‘友好’关系，麻痹南朝伺机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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