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人们对于宋朝的评价基本是军事和经济褒贬不一，但对于文化的繁荣的称赞却是众口一词。首先，大家平时遇见最多的恐怕就是宋词了。其实，宋代不止宋词这些。宋代在文化上可以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时代。宋学下面有道学之后有理学。
道学是宋学的一部分，而道学后来又发展出理学。明朝的心学，其实也可以追诉到理学道学之郑而同时，宋代也是开启中国后一千年里，教育的繁荣。首先是，突破前代的“公立”教育到民间私人教育。到北宋末，私人教育的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但是让赵昺惊诧的是今日学乱，却正是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甚至隐有是学乱发生的根源。按照他们所言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得开大宋皇朝，这却使他心身警惕，于是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国策，贬抑武人参政，建立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
国家一时要普遍起用那么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长期的战乱，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书读得好的就更少。所以朝廷为实行既定国策，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惹誓途径，一方面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更是传布下，迷醉下士子者几近千年。
在元丰时期，官学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太学生的人数逐渐增多。到了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又掀起了北宋“兴学”的高潮。蔡京先以“古者，国内外皆有学”为名，奏请朝廷，在州县设置官学；又对教育升迁制度加以规范，形成了县学考生升州学，州学考生升太学，依次进阶的考试模式，进一步完善了三舍法。
成为一个太学生也是不易，要么才学出众，要么家世要好，当然朝廷对这些‘准官员’同样照顾有加。首先，太学生的经济生活有所保障，太学生一般情况下享有免役的优惠政策，因此经济上还能过得去。不仅如此，太学生有时还能得到政府特殊的优待，太学有每月贴支的‘养士钱’；每逢省试，政府要贴支生员的住宿钱。地方上也会拨钱修建州学屋舍，贴支笔墨和饭食钱。
而生活上的自足和安稳，使得宋代的太学生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现实；而免役的特权又使得他们充满了自豪福此也成为宋代太学生参政的经济前提，这些让赵昺突然生出种太学生闹学乱竟然是‘吃饱了撑的’，朝廷掏钱养了群‘白眼狼’的错觉。
此外太学一般设于王朝的国都，太学生在官学之中，不仅仅能够得到系统的学习，且还能凭借其所处的环境，获得较为宽阔的社会视野，并且容易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能够获得绝佳的晋升机会。加之太学生多为官员子弟，而太学的教师也多为朝廷官员，这也成为太学生地位较高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位学生突然一飞上了高枝，成了新贵。自己当然也犯不着去得罪那些潜力股，而敬着养着，却不定还会成为自己的助力。在此种观念下，却让太学生也洋洋自得，有了指点江山，评论朝政的欲望，从而敢于投身政治活动。
不过赵昺以为北宋时期，太学生尽管参政热情很高，敢于针对时弊上书，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毕竟这一阶段是以官学为主。而皇帝对于学乱的忍让除了出于祖宗之法的考虑外，也是为了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制衡朝中重臣、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
不过在靖康年女真渡过黄河，攻陷汴京，掳走二帝后，形势发生了逆转。高宗皇帝在金兵的进逼下，南渡建康，又由建康逃至扬州。建炎三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到昌国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正式建都于此。
前后经历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高宗皇帝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直到绍兴十二年，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
赵昺以为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对于兴办官学的态度并不积极，而导致其思想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赌同时，转而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
基于此，从政治上高宗皇帝总结北宋发展官学，而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却苦于回无术，只好也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以救官学教育之弊。
因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所有的独特优势，遂应运而盛。当然南宋书院教育的勃兴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其始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复兴岳麓书院。名闻下的两大着名书院的相继复兴，为南宋书院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竟蔚然成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呈鼎盛之势，直到南宋理宗朝才达到高潮，共有书院五百余所，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
南宋书院的勃兴，不仅表现在数量大增，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和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进一步丰富充实，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
南宋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设施也渐趋完备，而且形成了较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藏书楼、讲堂、斋舍、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讲堂多达十余间，斋舍百余间，容纳生徒和来访者数百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充实和丰富，特色更为突出和显着。
南宋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地位高、影响广，差不多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许多地区的主要教育机构。而让赵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南宋的书院却都标榜反对科举，提倡和鼓励学生向颜渊学习，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
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就反复勖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
赵昺以为造成这种局面，诚然是以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与书院勃兴。导致许多士人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
南宋学者创书院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书院，却又与高宗支持书院发展的愿望相悖，他们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影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下，挽救世风世俗。
让赵昺觉得就像现代人以为杀生是件极为残忍的事情，主张保护动物的生命权，但是却又抵御不了肉‘真香’的诱惑，成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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