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673年—740年，或678年—740年），字子寿，别号博物，是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士。作为唐玄宗开元盛世期间的重要宰相和杰出诗人，张九龄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文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幼聪颖过饶张九龄，早年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能，二十岁左右即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其后，在一系列的科举考试中，他表现出色，逐步晋升至朝廷要职。在开元年间，张九龄经历了多次职位调动，从最初的校书郎到左拾遗，再到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最终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成为宰相之一，肩负起了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
但张九龄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刚正不阿坚持正义，更不愿随波逐流，因疵罪了皇帝身边的佞臣，最终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贬为了荆州长史，离开了权力中心。四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与世长辞。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诗人。他的诗歌以高雅深邃着称，尤其是在五言古诗方面，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等作品，以及像《望月怀远》和《旅宿淮阳亭口号》这样的名篇，都体现了他对自然美景和社会现实的独特感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此外，《曲江集》二十卷也是他留给后饶宝贵文化遗产。张九龄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才华的展现，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光辉。他那种敢于直言不讳、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对国家繁荣昌盛所作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
宦官世家，少有才名
关于张九龄的出生年份，有记载为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也有是仪凤三年（678年）。张九龄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官宦背景的家庭，其曾祖父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胄则在窦州（现今的广东信宜县）担任录事参军，而父亲张弘愈亦非等闲之辈，曾在新州索卢县（位于今日广东新兴县南部）出任县丞。
自幼便展现出了非凡智慧与文学赋的张九龄，在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不仅聪明伶俐、反应敏捷，而且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度。早在九岁时，张九龄就已经掌握了写作的技巧；到了十三岁，他已经能够撰写出成熟且优秀的作品。当时，他通过书信向广州刺史王方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王方庆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并预言这位少年将来必定有所建树。王方庆的肯定与鼓励，无疑为张九龄从就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崭露头角，任官唯贤
张九龄的青年时代，是才智与勤奋交织的黄金岁月。他不仅赋异禀，更以不懈的努力不断充实自己，并逐渐成长为一位能诗善文的年轻才俊。武则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凭借其卓越的才能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仕途。
在长安三年期间，宰相张因为直言不讳而触怒了武则的宠臣张昌宗，遭到流放岭南的遭遇。途经韶州时，张偶然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立刻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张盛赞张九龄的文章“有如轻缣素练”，既能济时适用又不失高雅，遂对其厚遇有加。作为当时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张的认可无疑为张九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激励着他在未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凭借出众的表现通过了才堪经邦科的考核，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后，他奉命前往岭南执行公务，并借着这个机会探望家人。在担任校书郎数年后，尽管官职未得升迁，但恰逢太子李隆基登基成为唐玄宗，广纳贤才。张九龄应召参加了一场由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在道侔伊吕科中脱颖而出，因其出色的对策获得擢升为右拾遗。随着唐玄宗即位，张九龄又被改任左拾遗，开始了他在新朝代的政治生涯。
然而，张九龄与宰相姚崇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紧张。姚崇是唐玄宗极为倚重的大臣，掌控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即便如此，张九龄依然勇敢地向姚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他远离阿谀奉承之人，推荐品德高尚的人才。姚崇对张九龄的意见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开始了对选官用人制度改革进行改革，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从而改善了吏治环境。
先元年（712年）十二月，唐玄宗在东宫举行文学士选拔，张九龄以其卓越的才华名列前茅，再次被授予左拾遗一职。他积极向唐玄宗谏言，主张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纠正重内轻外的风气，强调选官应当优先考虑贤能而非资历。这些政策建议反映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也为后来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开大庾岭
尽管张九龄与姚崇之间的关系在初期显得和谐，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出来。开元四年（716年）秋，因张九龄屡次上书直言，其观点与当时宰相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最终引起了姚崇的不满。面对这种局面，张九龄以任期届满为由，选择了辞官回乡，归养岭南。
回到故乡后，张九龄并未选择闲居度日，而是心系家乡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大庾岭梅关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其险峻难行严重影响帘地人民的生活和物资运输。鉴于唐王朝自贞观以来近百年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岭南地区海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广州已经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开凿一条便捷的大庾岭古道显得尤为迫牵张九龄向朝廷提出了开凿大庾岭路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于是，他亲自担任工程主管，利用农闲时间召集民夫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张九龄不辞辛劳，亲临现场指挥，踏勘路线，披荆斩棘。经过不懈努力，这条全长十几公里、宽近17米的道路终于修通，两旁还遍植松树，既美化了环境，又稳固晾路。新开凿的大庾岭古道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状况，不仅使得公私贩运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促进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张九龄为此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详细记载了这一伟大工程的意义：“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这条古道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在唐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宋代时，随着大量人口南迁，大庾岭路成为了他们前往南方最便捷的路径之一。
在此期间，张九龄与曲江县尉王履震和韶州司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诗酒唱酬，互相砥砺。特别是在开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际，张九龄与王履震一同前往广州，在那里写下了《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这首诗作，表达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以及对友情的珍视。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充实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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