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好了？”尚炯拿起桌上的蒲扇，扇着风，“我可是过，虽然手术能治本，但是只有五成把握。”
“我和家严商量过了，五成把握也要做，卧床这么多年，只要有能起来的机会，哪怕一成也要抓住。”石谦坚决道，“尚神医，手术失败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能否跟我一？”
尚炯想了想，道：“只要是手术，就会有死亡的风险。当然了，这种风险在我这里可以降到最低，几乎不会发生。”
“那不成功指什么？”
“轻者症状没有缓解或加重，重者大便失禁。”
“做！”石谦下决心道，“尚神医，我相信您的手段，手术前做哪些准备，需要什么，您一并吩咐就好了。”
“好，那在下就要有劳石先生了。”尚炯道，“首先，我要草乌散，没有草乌散，曼陀罗花也可，如果曼陀罗花也没有，有闹羊花、茉莉花根也可，或者温酒加乌头。”
隔行如隔山，石谦一句话也没听懂。
尚炯看出来了，解释道：“我的这些，都是麻醉药，或是制作麻醉药的原料，手术要开刀，这些必不可少。没记住没关系，我会写在纸上。”
手术并非西医才有，中医历史更是悠久，关于麻醉药，《列子·汤问》就过，战国年间，名医扁鹊就曾以毒酒作麻醉药，成功将两个病人麻晕，完成了一次腹腔手术。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里也有麻醉药的记载：“入温酒一杯中而饮之，至不痛为止。”那时制作麻醉药的温酒，是用酒和乌头。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华佗发明麻沸散，已经有能力给曹操做开颅手术了，只不过后来麻沸散随着华佗的死，失传了。
没关系。
晋朝人葛洪以闹羊花和草乌制出了麻醉药，唐朝名医孙思邈则是以茉莉花根为材料。
宋代名医窦材的《扁鹊心书》里得更是清楚，里面有一种新的麻醉药，叫睡圣散，用的是曼陀罗花。
“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
明朝初年，明朝藩王朱橚的《普济方》集结了宋元各种麻醉药优点的草乌散，成了明代常见的麻醉药。
这种麻醉药效果非凡，病人在接受剪骨等手术时，都可以成功实现全身麻醉。而且对不同的手术科目，《普济方》里对用草乌散的剂量也有严格规定。
明末的麻醉药，已经十分安全。
“除了这些，我还需要士荆芥、百草霜，用于给缝合后的伤口消炎止血。而且我还需要柳叶刀、铁质剪刀、探针、铜钗、猪鬃毛刷、药罐、淋洗瓷壶、瓷香薰……”
“停，尚神医，您要的这些还是写在纸上吧。”石谦听得头疼，“您要药我可以理解，怎么连做手术的用具都没随身携带？”
“抱歉，我实在是没想到，你们会同意做手术。”尚炯摊开双手，“毕竟像我这样的医生不多，怕你犹豫不决。”
尚炯得没错，别看中医麻醉药发明了一波又一波，可是历史上真正能给病人做手术的就是那么几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医。
正因为稀缺，才记载详细。
如果过去是个大夫都能做手术，到底是把张三写书里，还是把李四写书里？
做手术，就要了解人体，也就是懂解剖学，但在传统礼教的约束之下，解剖是不被鼓励的。
试想，三国夏侯惇眼睛中了曹性一箭，拔下来时带出眼珠，他的是什么？
“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窥一斑而知全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两军交战，能为抢首级打得不可开交，无非就是要保留个全尸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解剖学当然不能发展了。解剖学不能发展，就不能了解人体构造。
连要做手术的对象都不了解，这不闹呢嘛！
清代，提倡实证医学的王清任，他的着作《医林改错》以开门见山的形式，讲明了要修正医学的错误之处。
他认为想要诊病，必须先了解五脏六腑，这是因为，在他学医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矛盾的地方。
有一年，滦州稻地镇瘟疫流行，孩童夭折者甚众。穷苦人家多用草席裹尸浅葬，并放任野狗啃食，传闻这样可保下一胎平安。
墓园中多是被撕咬得内脏外露、惨不忍睹的尸体。
每日途经簇的名医王清任，见此惨状，为了弄清脏腑的真实形态，毅然选择清晨前往墓园，在那些被野狗破坏的尸体间进行细致观察。
正是这种直面残酷的实践，他才发现，一些流传的医书所绘的五脏六腑，与实际不同。
后代尚且如此，何况崇祯年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石谦突然跪下道，“尚神医，只要您能让家严重新站起来，我就是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石先生请起，不必行此大礼。”尚炯把石谦扶起，道：“如若手术不成功，又该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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