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虽然是突发奇想，但是考成法确是很重要，早就想把他拿出来对付大宋这些老油条，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今既然和赵挺之提起了，赵佶决定和政事堂也明，要卷起来就都卷起来，现在不给大宋这些官吏上上螺丝，恐怕以后推行各项政策并不方便。
赵佶于是决定明日常朝后召见政事堂诸公商量此事。等到常朝后，赵佶在垂拱殿召见他们，这是新年的第一次召见，诸位宰相们脸上还是比较开心的，赵佶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就起考成法来。
其实考成法并不复杂，用张居正的话就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重要特点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对官员行政进行考核。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行告返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对于大宋来，政事堂就代替内阁的职责，台谏就行使都察院和六科的监察职能。对六部三司和地方各监司的行政进行考核。以后大宋官吏的好日子就来临了，再想什么梨花院落溶溶月，就不要想了，拿了赵官家的钱，就得给赵官家好好当牛马，不996、007就是好的了。
其实张居正早就过盖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赵佶和政事堂制定多么完美的计划，最终都是需要地方官府去完善处理的。张居正的话赵佶是非常信服的，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当年还是学生时拜读张太岳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不禁感叹张居正果然是大明的救时宰相，若是没有他，恐怕连万历这四十七年都撑不过去。面对诸位宰相们的疑问，赵佶直接引用张太岳奏疏里的话道：“吾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稽验，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不曰“着实举斜，必曰“该科记着”，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鄙谚曰，“姑口顽而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而有成，岂不难哉？”
赵佶道此处，几位宰相都沉思起来，虽然大宋的文官没有大明这票文官离谱，但是他们搞起党争，推诿塞责起来那是一点都不逊色，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王安石的各项法令，到地方都变了性质，地方官吏对于中枢的命令，阳奉阴违的多了去了。
作为首相，韩忠彦对此是深有体会，他当先道：“官家，眼下行政拖沓确实是一大难题，官家所提之法，确是是解决此法的一个办法，但是具体怎么解决，还需要拟成章程法度，再择一地试校”
赵佶道：“吾看今岁河北兴修水利，就可以择一路施行，看看效果如何，诸位以为如何？”
苏辙道：“官家此法固然可行，但是用政事堂考核台谏，本朝未有如此如此惯例，政事堂与台谏各负其责，对于各部院监司的考核，应该是台谏和政事堂共同考核。”作为台谏的老大，苏辙当然得帮台谏争取，大宋的台谏，一向是与政事堂分庭抗礼的，专门挑宰相们的骨头的。
张居正让内阁考核六科和都察院，还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集权于内阁，赵佶虽然很喜欢张居正，但是并不希望自己朝廷出现一个张居正，毕竟没人希望凭空多个爸爸。苏辙得这个确是是个问题，台谏作为自己制衡政事堂的重要工具，不能被政事堂控制，否则万一出现权相就麻烦了。
赵佶想了想道：“苏相得在理，政事堂和两制以上大臣公议此事，将考成法制定出来，今岁试行，修改后颁行全国。”一众大臣领命，赵佶问道：“而今一年既始，万事当开，现在有什么要紧的事？”
韩忠彦道：“官家，而今秋贡春试，省试是现今最重要的事情。”
赵佶这才记起来，今年是春闱的大比之年，去岁诸路的举人已经启程到东京了，按照大宋定例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引试，而礼部试士，常在次年的二月，殿试则在四月;于是有春试﹑秋贡之名。而今已经一月了，虽然权知贡举是苏轼已经是下皆知的事情，但是诏书没有发布，事情就当不得真。
赵佶想了想道：“令学士草诏，以礼部尚书苏轼权知贡举，国子祭酒李格非为副，拣选考官，知开封府范纯礼为提举贡举。”
本朝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奏名进士，所谓特奏名，就是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白了就是安慰奖，赵佶决定限制特奏名进士，吩咐道：“特奏名也要经考试后授官，不得冗滥，年老不济者，许领闲职，不任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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