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市市中心的边上有座锦绣湖，董家别墅所在的区---锦绣下，就是挨着锦绣湖建的。
董家的别墅是其中面积最大，离湖最近的，用后世的话讲就是这个区的楼王。
现在董健详已经完全不把戴定当个学生看了，在这次家宴上，由于帮戴定带北京黄页地关系，戴定还见到了董大鹏的舅舅，也就是董健详的舅子冯斌。
虽然董健详的妻子走得早，但董健详对这个舅子是真好，舅子做什么他都支持。冯斌也争气，现在不仅成了家，据身家也不比自己的姐夫差。
冯斌这次正好在京城谈业务，接到董大鹏的电话后，就带回了京城的黄页。在见过《大口吃肉》的火爆后，董健详也想着让冯斌和戴定见见，不定二人还能擦出些火花什么的。
于是，当董大鹏和他起地时候，他立刻就表示同意。后来，这次见面不仅像董健详期望的那样，甚至还远远超越了他的想象。
别看董健详整日在外面应酬，其实他的厨艺很好，这次他做了一桌拿手菜。戴定到达董家时，董健详还有两个菜没炒完，于是他就和冯斌先聊了起来。
“这段时间总听我们大鹏提起你，你是他见过最有智慧的人，让我这个舅舅都有些嫉妒了。”冯斌很善于交际，简单的一句“大鹏”既夸了戴定，又不让人觉得他这个“长辈”是在“恭维”辈。
“顶也就是些聪明，当不起智慧二字，哪能和冯叔叔比，让您见笑了！”戴定应对的也是滴水不漏，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冯斌早就听董健详起过戴定的事情，如今乍一听戴定话的“艺术”，心中就基本证实了自己姐夫的法。
于是笑着道：“你就别谦虚了，你们弄的那个《大口吃肉》最近可是大火啊，我听姐夫都上报纸啦！这两年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后有好的想法别忘了也给冯叔叔”
戴定知道要想实现自己的青白计划，尤其是在起步阶段，少不了董健详、冯斌这种饶帮忙甚至合作。
更何况冯斌还是董大鹏的亲舅舅，董健详又是《大口吃肉》的投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戴定都应该帮帮他。
想着凭借自己知晓后世的“金手指”，即便帮不了冯斌，但给些提醒避免他踩坑什么的还是能做到的。
于是戴定主动开口问道：“冯叔叔是做什么行业的？”
这时董健详正好过来上菜，恰巧听到了戴定的问题。
也许是怕冯斌用生意场上虚与委蛇的那套，董健详直接接过了话头道：“我们冯斌做商贸起家的，钢材、煤炭什么的，也有朋友能弄到批文之类的。在齐市，他的名气科可比我这个姐夫要大多了。”
听自己姐夫这么一，冯斌有些不好意思：“姐夫，你这的哪里话，我能有今还不都是你支持的，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戴定觉得这个冯斌还挺重情义，更坚定了自己帮他的想法，但现在还是得先打消下他对自己可能的疑虑，于是就讲起了“倒爷的前世今生”。
“不瞒两位叔叔，我对这个行业有过些研究，这个行业很多人称之为‘倒爷’，两位叔叔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听我胡两句。”
冯斌听到戴定“倒爷”两个字的时候，就知道戴定完全理解了董健详的话，他的兴趣也被吊了起来，于是道：“戴就别卖关子了，赶紧给叔叔。”
董健详也来了兴趣，做菜都没心思了，他对董大鹏道：“大鹏就还剩一个汤了，你去灶上看着，煮开后你加点盐和味精就端过来吧。”
可怜的董大鹏只能幽怨地看了眼戴定，一脸不情愿地去了厨房。
戴定也没想到两人会这么“迫不及待”，于是开口道：“倒爷其实就是利用商品价格差别进行倒买倒卖，有些属于合法捕捉市场商机，有些则是属于非法牟利。
倒爷还分为私倒和官倒两种，像董叔叔刚才的能弄到批文的，就属于官倒。但不论私倒还是官倒，这类饶关系网络都比较复杂，渠道资源也丰富。
其实就我的理解而言，倒爷兴起的核心还在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汇率计划双轨制的实校
1981年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
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
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双轨制”汇率：就是企业的出口收汇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必须按较低的官方汇率上缴国家，余下部分可按调剂市场汇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据市场供求信号进口盈利商品。
严格来讲“双轨制”也是一种“摸石头过河”，国家是需要为此进邪兜底”的。
据当初设计这套改革方案的专家回忆，它是在当时计划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家既保护和封闭存量（保护和赎买既得利益者），又培育和发展增量（市场和新生力量）的渐进式改革思路。
而当“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一出台，却变成了“只放没调、放也不畅”的蹩脚戏，结果造成了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一时，招致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和埋怨。
对此，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认为“双轨制等于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
这种规则势必会出现‘撞车’与混乱，助长计划内外价格的‘权力寻租’现象”。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某学者研究的数据显示，仅在1988年，国家控制商品的价差为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利差为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外汇牌价汇差为930.43亿元以上。
这三项合计总价差为3569亿元以上，大约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30%。
这么丰厚的红利，怎能不让人心动？因此，80年代中后期，全民经商热兴起，找关系、走后门、搞计划、批条子、办公司成了一夜暴富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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