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鄩在决定投降太祖朱温之后，面对葛从周为他精心准备的行装与骏马，却表现出了难得的谦逊与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身为降将，身份敏感，不宜过于张扬。于是，他婉拒了葛从周的好意，选择穿着朴素的衣服，骑着驴子，低调地踏上了前往大梁（今河南开封）的路途。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太祖的敬畏之心，也展现了他深沉内敛的性格特质。
当刘鄩抵达大梁，准备拜见太祖时，太祖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与宽恕，特意命令赐给他官服和冠带，希望他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然而，刘鄩却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谦逊与谨慎。他坚称自己是戴罪之身，请求戴着镣铐进去见太祖。太祖闻言，心中更为感动，坚决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见面之后，太祖对刘鄩进行了长时间的安慰与鼓励，还亲自赐酒给他喝，以示亲近与信任。刘鄩却以自己酒量为由，委婉地告辞了太祖的盛情。太祖笑着调侃他：“你攻取兖州时，酒量不是很大吗？”言罢，便任命他为元从都押牙，将他纳入了自己的核心幕僚团队。
时间流转至公元904年左右，太祖麾下的诸将大多是他早年四镇（指朱温早年的四个军事根据地）时期的旧人。他们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刘鄩作为一个外来之臣，却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与忠诚，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太祖的赏识与重用。他与诸将相见时，始终保持着朝廷的礼节，不卑不亢，赢得了众饶尊重。太祖对他尤为看重，不久之后便上表推荐他为鄜州（今陕西富县）留后，让他独当一面，镇守边疆。
在鄜州任职期间，刘鄩面临着严峻的军事挑战。邠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的军队经常侵犯鄜州边境，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刘鄩临危不乱，全力防御，多次击托军的进攻。太祖考虑到鄜州地处偏远，担心失去刘鄩这样的将才，于是命令他放弃鄜州，率军屯驻在同州（今陕西大荔），以便更好地支援与协调各方的军事行动。
公元905年二月，太祖为了进一步表彰刘鄩的功绩与忠诚，授予他右金吾卫大将军的职位，并让他充任街使，负责京城的治安与秩序。同年正月，太祖被任命为元帅，刘鄩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元帅府都押牙，同时仍保留执金吾的职务。他的地位与影响力在不断地提升与扩大。
到了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刘鄩的职业生涯迎来了又一个高峰。他被授予右金吾上将军的职位，并充任诸军马步都指挥使，成为了太祖麾下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同年秋，他与诸将一起征讨潞州（今山西长治），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领导力。战后，他被升任为检校司徒，地位更加显赫。
公元909年二月，刘鄩的职业生涯再次迎来转折。他转为右威卫上将军，仍然担任诸军马步都虞候，负责监督与协调各军的行动。同年五月，他又被改任为左龙武统军，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了太祖身边最亲近的军事顾问与指挥官。
那年夏，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刘知俊反叛，联合岐州（今陕西凤翔）的军队袭占了长安（今陕西西安），并分兵扼守黄河和潼关，企图切断太祖与西方的联系。太祖亲临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坐镇指挥，命令刘鄩向西讨伐叛军。刘鄩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精兵强将，奋勇攻取潼关，打开了通往长安的门户。在战斗中，他俘获了刘知俊的弟弟刘知浣，并将其献给太祖，以表忠心。随后，他率军收复了长安，刘知俊则弃城逃往凤翔，从此一蹶不振。太祖因此任命刘鄩为佑国、同州军两使留后，让他继续镇守这一重要地区。不久之后，佑国军被改名为永平军，刘鄩被任命为节度使、检校司徒，并兼任大安尹、金州管内观察使，成为了西方边疆的最高军政长官。
在永平军任职期间，刘鄩积极练兵安抚民众，独当一面地处理着与敌境相邻的复杂局势。他深知西部边境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因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谨慎。在他的努力下，永平军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得到了显着的提升，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安全。
到了公元910年，刘鄩的功绩与贡献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认可。他被加封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成为了朝廷中的重臣。后来，庶人朱友珪篡位称帝，为了笼络人心与稳定局势，他又加封刘鄩为检校太傅，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地位与声望。
乾化三年（公元913年）正月，刘鄩遭遇了家丧。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朱友珪却命令他起复视事（即丧期未满而受命复职），希望他能够继续为朝廷效力。刘鄩虽然心中悲痛，但出于对朝廷的忠诚与责任，还是毅然接受了这一命令，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末帝（朱友贞）即位后，对刘鄩尤为倚重。他深知刘鄩的才华与忠诚，因此将他视为朝廷的柱石与依靠。第二年夏，末帝下诏命刘鄩回朝，授予他开封尹的职位，并遥领镇南军节度使。
不久之后，晋国（后唐前身）军队侵犯河朔地区（黄河以北地区），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刘鄩再次挺身而出，奉命与魏州节度使杨师厚一起抵御并击退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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