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手头生意的越做越大，买卖办了好几个，但不停的扩产投资，手头的资金积累速度，远远赶不上唐伟东的心理预期，这让唐伟东很是郁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某科王老板那种赚钱程度。
没事的时候唐伟东就在琢磨，想看看记忆力还有什么快速赚钱的门路。俗话，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单单这么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赚钱，稳当是稳当，可来钱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必须得想点法子挣点快钱，咱不能给重生者丢脸不是？
在某个刹那，唐伟东脑中灵光一闪，突然想起来一个1986年惊动中央，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大案子，那就是1986年暴雷的浙省市的“抬会”风波。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浙省市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八十年代，只能有销路，可以做什么买卖都赚钱。这些作坊的年资金利用率都超过了百分之百，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一千，对于资金需求极为旺盛。
但就像唐伟东遇到的那样，这年头的银行根本不会对个人和私营作坊放贷，无奈之下，民间融资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手段，于是，民间的自发组织的各种“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1985年年中开始，市下面就出现了一种高息的融资方式——抬会，就像名字字面上的，把利息抬高，把规模抬大，用现在的话来，那就是利用高息为诱饵，吸引民间闲置资金。
如果按现在的方式来操作，那就是把民间闲置资金集中起来，放贷给有需要的企业或个人，再收取高额的利息，赚取其中的差价，如果这样，就多就算是放高利贷的，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是抬会的头头却没这样做，可能他们也不懂如何操作吧，仅仅是把钱收集起来，却不知道该用这些钱干什么。只是用其中的一部分钱做为利息给“会员”发了下去，其他的钱除了自用就是“借”给亲戚朋友，反正到最后是一分不剩，谁也不知道钱去哪了。
这些抬会会长们，在懵懵懂懂，不知不觉间，竟然把抬会玩成了庞氏骗局。直白一点，就是传销，金融诈骗。
其中最大的一个抬会头目是27岁的李某某，光他一个人就在市下面的几个县区里，招收会员人数以千记，收到的会款高达数亿元。
每往他家送钱的人是络绎不绝，钱少了他还不要，送钱的人用箩筐挑，用板车推，整车整筐的往他家送钱，甚至有人用船一次性运了76万元现金给他。为了求他把钱手下，甚至不惜托关系、送礼，什么人参、鹿茸、海参、茅台酒，只是为了求他收下自己“几万块钱这样额”的血汗钱。
另一个文盲的女会首，做的规模也不次于他。这个女会首原来就是个普通的文盲农村妇女，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就那么相信她，可能是被高息蒙蔽了眼睛吧。
这位女会首更疯狂，收的钱根本不点，只拿尺子量、论斤称，只要数额大差不差，谁都不在乎。她每收的钱就难得用纸箱装起来堆在房间里，一箱25元整，不用一会就能摆满整个房间，还是从地面到房顶这样的摆满，脚都插不进去。
他们每身边带着几个会计，几个保镖，晚上有民兵带枪值班，每做的只有两件事:收钱收钱收钱，从收到的钱里拿出一部分给人家发利息发利息发利息。
至于拿这些钱去投资？呵呵，光市下面一个县里就有一千三百多个抬会，最大的抬会一万多人，会款收了十几个亿，这还是仅仅一个县的规模，想想全市有多少个一样的抬会吧。
这么大的规模，数以十几亿、几十亿计的资金，谁能借这么多钱？他们又有什么能力放出这么多钱？
投钱的人不是不知道里边的风险，但都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成为那个倒霉蛋。
抬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金融骗局，这样击鼓传花，总有暴雷的时候。果然，这样的疯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到了1986年中，开始出现了雪崩的痕迹，到了六七月份彻底爆了，钱没聊老百姓们眼都红了，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五金商店积压的数百把三菱刮刀也被抢购一空。
一些抬会首领惊惧之下，甚至托关系走后门去坐牢保命。最后中央关注，暴力机关介入，除了一些见势不好提前外逃的抬会首领，其他人大部分被抓捕。
被查封的资金，每个抬会都数以千万计，光在那个女会首家里，一间房子里就查货了原封不动的两千五百万人民币，在李某某家里查货了现金三千余万，其他人就不了，总之，数以亿计的金额，最后就剩了那么点，至于其他的钱，谁也不知道去哪了，连会首都不明白，成了一笔糊涂账。
这场风波一直持续到了九十年代才逐渐平息，那些会首们也全部被绳之以法，也是在1986年，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带来的巨大副作用，市被确定为了国家金融改革试点城市，让市原来自发的、无序的民间金融状态，走向了规范化。
唐伟东的目光盯在了这上面，这些骗子们能毫无底线的诈骗老百姓的钱，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对他们来个黑吃黑，和尚摸得，我也能摸得，对这些畜生们下手，唐伟东毫无心理负担。
至于那些被坑惨聊人，跟唐伟东又有什么关系？贪婪，就要付出代价！他们拿高息的时候，怎么也没分给自己一点？凭什么自己就要圣母的为他们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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