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深秋，北京西城区的一座四合院里，银杏叶铺满了青砖地面。于学忠坐在书房内，手指轻轻摩挲着一本旧相册的皮质封面。窗外，秋风卷着落叶沙沙作响，像是无数细碎的脚步声。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请进。”
门被推开，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约莫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叠笔记本和几份档案。
“于将军，打扰了。”年轻人微微鞠躬，“我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郑明远，之前给您写过信，想请教一些关于东北军的历史细节。”
于学忠抬眼打量他，目光如旧时阅兵般锐利。年轻人穿着朴素的中山装，袖口微微泛白，显然是个埋头书案的学者。
“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藤椅。
郑明远坐下，心翼翼地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推到于学忠面前。
“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您在锦州组织防御时的照片，背景是东北军的工事。”
于学忠凝视着照片，沉默良久。照片上的他站在沙袋垒成的掩体前，身后是几名面容模糊的士兵，远处硝烟未散。
“那时候……”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我们以为还能打回去。”
郑明远翻开笔记本，钢笔尖在纸上悬停。
“将军，关于1936年西安事变，您在事变前是否知晓张少帅的计划？”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于学忠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节奏缓慢而沉重。
“汉卿（张学良）那段时间情绪不稳，常与我谈抗日之事。”他顿了顿，“但兵谏一事，他并未提前告知。”
郑明远皱眉：“可档案记载，事变前三，您曾秘密调兵至临潼附近。”
“那是例行换防。”于学忠语气平静，但眼神深处闪过一丝锋芒。
学者显然察觉到了什么，但并未追问，只是低头记录。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窗棂上，歪头看了看屋内，又扑棱着翅膀飞走。
“还有一件事。”郑明远从档案中抽出一张残缺的电报纸，“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您曾向南京发过一封密电，建议‘放弃华北，固守黄河’，但档案里没有回电记录。”
于学忠的目光落在电报纸上，嘴角微微抽动。
“那封电报……”他缓缓闭上眼睛，“石沉大海。”
郑明远压低声音：“是不是因为……”
“因为有人不想听真话。”于学忠冷笑一声，“他们觉得，一纸命令就能让日军止步。”
房间里陷入沉默，只剩下钢笔在纸上书写的沙沙声。
郑明远翻到下一页。
“1940年，您在山东鲁苏战区时，曾与八路军有过多次合作，但后来关系恶化。有法称，是重庆方面施压，要求您限制八路军的活动范围？”
于学忠端起茶杯，啜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
“山东的局势很复杂。”他缓缓道，“我们和八路，既是友军，也是对手。”
“那您如何看待他们的游击战术？”
“有效。”于学忠干脆地回答，“但不够。”
郑明远抬头：“不够？”
“游击战能骚扰日军，但无法决胜。”他放下茶杯，“要收复国土，终究需要正面决战。”
学者若有所思地点头，继续记录。
色渐暗，郑明远合上笔记本，犹豫了一下，终于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将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您为何选择留下？”
于学忠望向窗外，暮色笼罩着远处的景山轮廓。
“因为这里是我的国。”他轻声，“无论旗帜如何变换，土地不会变。”
郑明远沉默片刻，郑重地合上档案。
“谢谢您，将军。”
于学忠微微颔首，目送他离开。
门关上后，他缓缓起身，走到书架前，从最深处抽出一本皮面日记，翻开其中一页——那是1937年的一篇记录，字迹早已褪色：
“若有一日，山河光复，我愿解甲归田，不问世事。但若国仍不国，我宁可埋骨故土，亦不流亡他乡。”
他轻轻合上日记，放回原处。
窗外，最后一缕夕阳沉入地平线，北京城的灯火次第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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